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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品牌的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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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工人的故事。

  1995年,埃里克·萨拉格扎(Eric Saragoza)进入苹果公司位于加州Elk Grove的制造工厂工作,和他一起在这里工作的是另外1500名工人。这1500人一起控制这机器人手臂,组装彩色的iMac主机。

  萨拉格扎很快坐到了诊断工程师的位子,年薪涨到5万美元,他并不担心未来的前途。他的老板解释过自己应该如何与国外工厂竞争:不包括原材料,在Elk Grove建造一台1500美元的电脑要22美。元;而新加坡只要6美元,台湾只要4.85美元。“工资并非唯一的不同之处,库存成本、员工花多少时间完成任务,这些更关键。”

  5年以后,萨拉格扎被告知,他应该每天工作12小时,周六也要工作。“可我有家庭,我想看孩子玩足球。”他还有拒绝的余地,他有大学学历。

  更多的变化随着苹果的转型而来。苹果是面向未来,随着设计中心的高度集中化,本土的制造组装似乎不再重要。Elk Grove的一些诊断工程师派往新加坡,而看管工厂库存的中层管理者被裁,因为只要少数的人配上互联网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2002年,萨拉格扎被下放到小办公室,然后就被解雇。这时,苹果已经将Elk Grove工厂变成了AppleCare呼叫中心,新员工每小时12美元。2012年,萨拉格扎在一家电子代理企业工作,工作是检查在产品送还给用户前返修的iPhone和iPad,每小时1O美元。没有福利,要擦洗成千上万块玻璃显示屏。

  另一名工人名叫赖晓东(音),2012年1月,他的名字以一种陌生的拼写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里。记者写道:这里24小时轮班,工厂内灯火通明。不论何时,里面都有数千名工人站在流水线前。有些工人双腿浮肿,走路也摇摇晃晃。

  赖晓东的工资单显示,他入职后不久就开始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赖晓东的大学学历使他一天能赚22美元——当然这里面包括了4个小时的加班工资。每天工作结束,赖晓东能回到自己的小房间,一个容得下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的房间,惟一能做的娱乐就是玩“斗地主”。

  入职几个月后,赖晓东就成了维护iPad外壳抛光机器的负责人。2011年5月,iPad2上市,工人们被告知他们每天要抛光上千件外壳。这个工厂已经发狂了,铝尘四处弥漫。

  这天赖晓东上班两小时以后,整栋厂房开始像发生地震般摇晃,爆炸发生了。两天后,赖晓东伤重不治,他的家属获得了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工厂富士康集团送来的15万美元抚恤金——这仅相当于萨拉格扎15年前的3年薪水。

  《纽约时报》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报道:“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一台新的iPhone,远非中国工人的工作境况。”报道刊登之时,正好是中国农历新年,离iPad3上市还有2个月。

  这也是苹果经济(iEconomy)的故事。上一财年,苹果的营收达1080亿美元,比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的预算总和还多。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其CEO库克推动的全球供应链转移。

  2011年以前,苹果公司仍然坚持称自己的产品是纯粹的美国的产品。到2011年,苹果销售7000万台iPhone、3000万台iPad,5900万台其它产品,已经全部在海外生产。

  连奥巴马也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这些工作不能回美国做?

  答案很简单,对于苹果高管来说,要监管和引导20万名组装线员工生产iPhone,需要大约8700名产业工程师。在美国要花9个月才能找到如此多的工程师,在中国只要15天。熟练的产业工人也一样。而且价钱更便宜。

  实际上,由于劳工在技术性制造中只占很少一部分成本,如果以美国工资来算,每台iPhone费用只会增加65美元,相比每台iPhone的数百美元利润并不算多。归根结底,苹果的供应链战略,最终仍然是苹果自身追求最大利益的结果。

  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苹果的iEoonomy正在遭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舆论攻击。,民主党人攻击苹果供应商漠视劳工权益,苹果产品的粉丝们则要求苹果公司承担起“本应符合自己道德品味的责任”。

  然而,要在美国制造iPhone需要的不只是聘用美国工人,它还要求整个美国甚至全球的转变,包括中国。麾下集合120万中国工人的富士康集团,仅仅是苹果iPad赚钱机器上很小的一部分。它能从一部售价700美元的iPad3上瓜分的价值仅有8美元。它的成功依赖于苹果的订单,却无法在苹果供应链中占领价值最高的上端产业和下游品牌。

  这是个悖论,要取得苹果的订单,必须要维持120万人的人力成本;而要进一步提升价值空间,却不能从两端获得回馈,反而要遭受来自两端成本的挤压。以人力为核心资本的代工业,开源节流的可能也仅有那么一种。

  归根结底,被愤怒的舆论包围的美国苹果,核心问题还在中国。

2023-11-06 04: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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