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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桥路上的晨曦

正文:

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斜桥路(今吴江路)是条闹中取静的小街。这一带既有成片的石库门里弄,也坐落着不少花园住宅,还有各种小店铺。当年,马克思巨着《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此问世,并经历了惊险。

1928年1月,郭大力由上海抵达杭州。正值寒冬,西子湖畔游人十分稀少。在寂静的岸边,他匆匆地走着,并陷入沉思之中。

数月前,郭大力在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到当地一所中学执教,谁知好景不长,快放寒假时莫名其妙被解聘。他原欲返赣南去探望年迈的父母,却无旅资,不得不暂时打消回乡念头。他想清静地读书,听同学说杭州的大佛寺是个好去处,就乘火车来了。他从靠近断桥的一处石阶拾级而上,步行不到两分钟,便看见隐匿于宝石山南麓的年久失修的大佛寺。因曾逢战乱,大佛寺内僧人零落,香火萧条;寺院四周仍古木参天,曲径通幽,这里显然是个适合读书的地方。

此刻,一位留守的老僧踱过来,见郭大力站立许久,便双手合十问道:“施主来自何方?”

郭大力说:“我从上海过来。想在这里借住一些日子,静心读书,不知可否?”

老僧点了头:“还有一间僧舍空着,施主可随老衲过去。”

穿过破败的长廊,来到一间僧舍门前,郭大力往里一瞧:板壁漏风,半扇窗也掉了。他略作思忖,决定住下,遂将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钱交给老僧:“我不能白住。钱虽很少,却是心意。”

老僧再次双手合十,口中连声念着:“阿弥陀佛……”

郭大力用报纸糊住板壁裂缝,找来旧木板遮住半个空窗框,安顿好了一切。他曾在上海书摊买到一本英文版《资本论》,落脚后便埋头研读。

《资本论》在世界经济学说史、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郭大力知道,把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全部翻译出版,很早即为中国革命先驱的热切期望,进步知识分子也做过努力。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高度评价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贡献,他指出:“有德国麦克司(按即马克思)所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着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他还乐观地预言:“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1920年9月,上海新青年社出版李汉俊翻译、德国马尔西原着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1922年6月,建党初期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出版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其中介绍了《资本论》研究的内容、方法等。1924年秋,郭沫若从日本归国,打算花五年时间翻译《资本论》,“觉得如果能为译完《资本论》而死,要算一种光荣的死”;然而,因《资本论》篇幅浩瀚,在白色恐怖之下出版商怕承担风险,他多年未能如愿。在大佛寺的青油灯下,郭大力捧着《资本论》越读越爱不释手,便摊开稿纸写下“资本论”三字,下决心要进行翻译,以使更多人沐浴真理之光。

这天中午,大佛寺又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相逢何必曾相识”,郭大力在寺院邂逅此人,便寒暄起来。原来,来者名叫王亚南,系湖北人,在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谋职未成,投身北伐军做政治教员,孰料蒋介石、汪精卫很快公开背叛革命,他愤然辞职抵达上海,因工作难觅,便来杭州欲创作小说挣稿费维持生计。共同的遭遇使两位萍水相逢的青年一见如故,因寺内已无空房,郭大力诚邀王亚南同住一室。经过几次促膝长谈,彼此志趣相投,成为好友。

有一次,两人一起散步,观赏湖光山色。王亚南边走边说:“我正在思考,如何知晓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

郭大力接过话题:“我正在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着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它跨越了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指导。”

王亚南竖起大拇指:“此乃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郭大力提出:“我们合作,将《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怎样?”

王亚南立即表示:“好,我完全同意!”

于是,两人回僧舍坐下,拟好了翻译《资本论》的合作计划。他们虽才华横溢,但鉴于要准确翻译这部伟大着作,必须有厚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就约定:先打学术基础,再联手选译西方的经济学名着练笔,然后正式开始翻译《资本论》。

不久,郭大力和王亚南都离开大佛寺。郭大力回到上海,由同学介绍到上海大夏大学附中当老师;王亚南则在友人帮助下东渡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两人为了完成合作计划,分头认真做翻译《资本论》的准备。

在上海,郭大力一边在学校教英语,一边刻苦自修德语和钻研经济学。他借住于闸北的沿街小屋,每天啃淡馒头,喝冷开水,常彻夜亮着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王亚南愤然回国,以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抵沪后,他很快找到郭大力。

“大力兄,我刚回来,已被上海暨南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王亚南见面就说,“通过几年的用功学习,我对实现在大佛寺定下的合作计划,有点底气了。”

“亚南兄的学识,今非昔比!”郭大力拍了拍好友的肩膀,“对《资本论》第一卷,我已试译了一部分。”

在街头的面摊,两人边用餐边商量,决定着手选择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着述进行翻译。接下来的译书过程中,郭大力仍未中断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试译,王亚南还参加了上海进步文化活动。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分三路突袭闸北。因郭大力所住的地块也遭日军猛烈轰炸,刚译毕的《资本论》第一卷书稿毁于炮火,所有衣物也化为灰烬。他对侵略者满腔仇恨,并发誓:“一定要完成与亚南兄的合作计划,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

二房东望着废墟,气得连连跺脚,这位老太忍不住哀号:“阿拉死脱的老头子,做了大半辈子小生意赚着两根金条。我用来顶下几间房子出租,现在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朝后日脚哪能过?东洋兵坏透,这批赤佬不得好死哟!”

郭大力劝慰二房东几句,想到附近另找住所,老太却拽住他:“郭先生是个好人。侬肯定呒没地方住,我正好要去投靠附近的堂阿妹,她家离这里只隔几条马路,有个三层阁可以暂时借给侬。”

郭大力顷刻一贫如洗,却并未灰心,他仍起早摸黑地忙碌着。不久,他与王亚南合译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当人们得知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扛鼎之作竟是由初出茅庐的青年首译,引起轰动;继而,他又与王亚南合译、出版英国着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主要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大力在上海有了温馨的小家庭,他在教书之余,开始重译《资本论》;妻子虽未过问,但深信自己的丈夫是在干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她默默地给予支持。王亚南则在反复研读《资本论》一些章节的同时,相继撰写《经济学史》和《世界政治经济概论》两本书;1933年11月,他由沪抵闽,参加刚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仅月余便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遂取道香港赴欧洲,在柏林学习德语,搜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料。

1935年夏,王亚南从海外返沪。郭大力闻讯,把他请到家里,妻子朝石库门外察看了一下,转身泡好茶,还有意拧开了收音机。

王亚南漫谈欧游见闻,又拿出不少有价值的参考书,激动地说:“你在信中提及,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有完成《资本论》全部翻译的扎实基础。我感到讲得很对。”

郭大力充满信心地说:“为了让《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早日问世,我们现在应尽快全力投入!”

随即,两人相继与上海的多家书局洽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事宜,均未成功。经朋友介绍,他们又造访一个实力相当雄厚的出版商,那人也予以推托:“敝公司实在不敢接受。这种书的发行量无法判断,最主要还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尽管如此,两人却毫不气馁,依然坚信《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一定会被印行。所以,他们决定:“先干起来再说!”

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公共租界斜桥路(今吴江路)71号开张后,就有印行《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考虑。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这个出版机构获悉,郭大力和王亚南正在申城译书,便不顾经营困难,由主持编辑业务的郑易里和艾思奇(均为中共党员)出面,与两人商议出版事宜。

初春的黄昏,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行驶的有轨电车铃铛“当当当”地响,报童叫着“《大美晚报》来啦”,小摊主吆喝“桂花赤豆羹”,各种声音混杂于一起,仿佛组成了“交响曲”。四个人先后步入一家咖啡馆,服务生端上冒着热气的咖啡,室内轻音乐掩护了他们的谈话。艾思奇、郑易里、郭大力、王亚南会面后,寒暄几句,便直奔主题。

艾思奇开门见山:“翻译《资本论》具有迫切性,革命同志都希望中文全译本尽快出版。听说两位先生正在译书,读书生活出版社有意印行这部世界名着。”

郭大力脸露欣喜:“读书生活出版社愿冒风险出版《资本论》,这真是太好了!”

郑易里问:“《资本论》有厚厚的三大卷,内容博大精深,约 230万字。两位先生为敝社译书,有什么困难吗?”

王亚南喝了一口咖啡,抬起头:“大力兄与我早已约定,无论难度多大,都要坚决做好这件大事。”

“为了给译者提供必要保障,敝社将在每个月向两位先生各预付40银元版税,用于日常开销。”郑易里明确表示,“这项支付不会受到敝社常规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我们将提取2000银元单立账户,作为专用。”

“这样,就能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定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抓紧译书。”郭大力和王亚南非常高兴。

于是,双方当即签订《资本论》出版合同,大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临别前,艾思奇笑道:“两位青年才俊联手,译书一定顺利。而且,我也相信,你们今后前途无量。”此言不虚,王亚南和郭大力最终确实均成为着名经济学家,当然这是后话。

接着,郭大力和王亚南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他们依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正过的最新德文版,并参照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尽量使译文准确。

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郭大力不得不带领全家进入上海法租界暂避;但昂贵的房租实在难以承受,他只好把已完成的《资本论》部分译稿先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携妻小返回江西南康。

郭大力的老家系穷乡僻壤,生活艰苦,却比较安定,能专心致志地继续翻译《资本论》;所住的低矮土坯房,冬天寒冷,夏日闷热,他或在光线不足的小窗前,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每天坚持译出上万字。这时,王亚南已赴内地,他对译书也无丝毫懈怠。两人在分散的情况下,坚持密切合作,分批陆续将译毕的书稿寄出。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地区成为“孤岛”。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中共党员)率领一批骨干离沪,赴内地开辟出版阵地;仅郑易里、熊约春夫妇等数人留守原址,在申城负责相关业务。

经过两年多的持续奋战,郭大力和王亚南对《资本论》的翻译接近尾声。这时,因时局动荡上海公共租界放松对出版物的审查,出版业的萧条导致印价和纸价大跌。郑易里瞅准时机,几次用函电与在武汉的黄洛峰磋商,决定加紧进行出版和印刷。

1938年4月,郑易里发电报给郭大力,请他共同处理《资本论》译稿的排印等事宜。郭大力绕经香港来到上海,他穿过静安寺路,走近斜桥路71号,瞥见门外挂着“读书生活出版社”牌子,入内则有几个房间,陈设简单而整齐。

“郭先生好像瘦了,昼夜译书辛苦啊。”郑易里热忱地迎过来,“为了方便起见,可以住在这里的后楼。”

郭大力把旧皮箱打开,从底部夹层里取出一些译稿:“这是我在客轮上完成的。”

郑易里笑起来:“把译稿藏在箱底夹层里,倒是个好办法,万一遇到搜查就不易被发现。”

郭大力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他既要赶译《资本论》第三卷剩余章节,也要承担全部译稿(包括王亚南所译部分)的整理、校订,还要与郑易里一起审阅排印出来的清样,常忙得废寝忘食。

一个傍晚,几个“包打听”(租界巡捕房密探)叼着香烟,突然恶狠狠地闯入斜桥路71号,到处乱翻。

郑易里在外面办事,熊约春一惊:哟,换陌生面孔了,以前的几个“包打听”因有巡捕房熟人打招呼不会来骚扰。她连忙上前应付:“几位先生,有何贵干哪?”

为首的家伙发出冷笑:“哼,为了防止出现违禁书,特来侦查。要是找到赤色读物就封门,把老板抓去蹲班房!”

熊约春故意提高嗓门嚷道:“我们是小本经营,最近市场不景气,根本没有出书呀!”这显然是为了向正在后楼统稿的郭大力报警。

这帮人折腾了一番,又要上楼梯。熊约春欲阻拦,被他们推开。

几个“包打听”冲上后楼,目睹郭大力躺在床上睡觉,就把他拖起来,但反复搜查,却一无所获。

熊约春上来打圆场:“这是个杂工,近日生病,让他休息。”

几个“包打听”丢下烟蒂,扬长而去。原来,郭大力听见楼下的动静,已迅速把译稿塞到老虎天窗外,这才化险为夷。

数月后,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同年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从此,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以全貌展现于中国人民面前。

当郑易里将散发着油墨香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摆在办公桌上时,只见用细纹米黄色布制的封面中间部位套印红色,上面“资本论”三字既端庄又美观,装帧风格与德文原版基本一致。在场者端详了一会儿,都连声称好。

熊约春披露:“《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初版共印刷3000部,深受各地文化界、学术界的欢迎。许多知名人士也踊跃订购,宋庆龄先生、冯玉祥将军等都确定要买书呢。”

郑易里胸有成竹地说:“此书一定会重印的。”

郭大力心情激动:“我马上发电报,告诉亚南兄。”

第二天大清早,郑易里、熊约春夫妇就从家里赶过来,诚邀郭大力去一家老字号点心店品尝生煎馒头和三鲜大馄饨,说是要犒劳他。郭大力这才想起,大饼油条和粢饭糕已快吃腻了。于是,三个人乐呵呵地一起出门。

此刻,晨曦洒在斜桥路上,呈现出一层淡淡的金色。郑易里昂首望着朝阳感叹:“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时代如何变迁,《资本论》都像一座坐落于历史之巅的灯塔,照亮着在迷雾中摸索前行的人类社会!”

郭大力也有感而发:“《资本论》的真理光芒将永远熠熠生辉……”

2023-11-06 2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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