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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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和亲公主不风光
和亲公主不风光大汉公主刘细君远嫁地处西北地区的乌孙国都里，谁曾想夫婿乌孙国至高无上的老昆莫――猎骄靡是个糟老头子。苦日子才刚开头，为完成大汉皇帝重托，她最起码还得跨过几道险关。
除了语言不通，饮食起居不便外，夫妻感情淡漠也是事实。老夫少妻不算硬伤，最要紧的是体贴、恩爱。偏偏老夫婿是个棺材瓤子，根本打不起精神来疼媳妇。别说陪伴，连见面都很少。平常过日子，你住你的宫室，我住我的帐篷，很少往来，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象征性地碰个头。所谓夫妻，不过是人前虚名罢了。
青灯漫挑，月华盈窗，背井离乡的女人痛苦地捏起毛笔，将满腹心事都托付给细密的竹简：“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鸽兮归故乡。”据说，这首《悲愁歌》刚传到长安，便满城争诵。汉武帝读罢，沉吟无语。他何尝不愿让细君骨肉团聚呢？可惜，贵为帝王，也爱莫能助。
另外，还有对手在侧。眼巴巴地看着大汉与乌孙联姻，匈奴人极为恼火。和亲是什么意思？拉拢哥们儿，两个打一个，如果汉武帝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匈奴必将腹背受敌。单于也决定往里搀沙子。中原出美女，草原也有标致的姑娘，你送我也送。刘细君正微蹙蛾眉创作《悲愁歌》时，匈奴女子也赶来拜堂了。虽非情敌，却属仇家。细君公主是个熟知礼仪、见过世面的奇女子，国事比天大，在紧要关头，必须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独挡一面。
老昆莫是根老油条了，身边这俩小妞儿意欲何为，他一清二楚，干脆谁也不得罪，封汉家公主为“右夫人”，匈奴姑娘为“左夫人”，大伙儿相安无事。老昆莫可以和稀泥，刘细君绝不能大撒把。匈奴女子更年轻，更泼辣，还擅长弓马骑射，当然更受宠了。如果仅凭端架子、使性子，争风吃醋，恐怕谁也休想达到目的。对手在侧，只有牢牢掌握老昆莫才能驾驭时局。细君公主处变不惊，利用屈指可数的见面机会，向老昆莫施加影响力，“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舍得花钱，上下通吃。谁不待见彬彬有礼的活财神呢？刘细君真诚、练达，很快就成了老昆莫最倚重、最宠信的贤内助。
但不久之后，她就被逼转嫁。老昆莫一次密谈，让刘细君五雷轰顶，他亮出最后一张底牌：“我风烛残年，恐怕来日无多。如今，趁我一息尚在，你就嫁给我的孙子军须靡吧。我的十个儿子都不成器，军须靡早晚是乌孙之主。按照风俗，我百年之后，军须靡也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你……横竖都一样，不如你先嫁给他吧。”
爷爷的老婆嫁给孙子，中原称之为乱伦。刘细君气得浑身颤抖，拂袖而去，回屋就给长安呈递奏章。汉武帝能说什么？为了和亲大计，忍着吧。帝王意志就是公主的宿命。刘细君被迫低下了倔强的头，在一片号角声中，含泪转嫁给了乌孙国未来的主人――军须靡。其中苦楚，她也只有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了。
第2个、“打不死的邹元标”之死
“打不死的邹元标”之死杨志刚
“割不尽的韭菜蔸，打不死的邹元标”，这两句民间谚语一般用来呵斥顽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然而，这两句话的原意却是人们对明朝进士邹元标不畏廷杖，屡屡上谏的褒奖。
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江西吉水人。
《明史·邹元标传》记载：“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邹元标这种从初入仕途的“抗疏切谏”到晚年的“首进和衷之说”，正体现了一位政治家逐渐成熟的轨迹。
邹元标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其宦海沉浮，与明朝的两位皇帝——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两位女人——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朱由校的保姆客夫人，两位权臣、宦官——张居正、魏忠贤，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联。
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26岁的邹元标举进士，授观政刑部。所谓“观政”，是指明朝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练习政务，期限一般定为三年，期满后再补京官。邹元标步人政坛之初，还在“观政”之时就上书弹劾朝廷首辅权臣张居正“夺情”。
还是观政刑部实习生的邹元标为什么会“抗疏切谏”，攻击当朝首辅张居正呢？说到这儿，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张居正。应该说，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是有贡献的，《明史》赞日：“江陵（张居正）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可是，张居正在“细节”问题上却犯有大错。
第一，把皇帝朱翊钧甩在一边。1572年，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他的母亲李贵妃提拔宦官冯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俗称内相；提拔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俗称外相。张居正也投挑报李，于万历元年秋力排众议，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又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这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例两位皇太后并尊的现象。这样就形成了由李太后、张居正、冯宝组成的“铁三角”政治集团，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在这个“铁三角”政治集团中，没有皇帝朱翊钧的位置，朱翊钧吵闹着要亲政，而李太后明确表示：“三十岁前不提亲政之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渴望亲政的朱翊钧从此对张居正非常反感。
第二，与李太后关系暧昧，《明史》记载，张居正长得很帅，“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当时，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二人的绯闻确实不少，且皇帝朱翊钧对这些绯闻坚信不疑。
第三，滥用权力。史称张居正是位权臣，所谓权臣，就是超越了内阁首辅的权力范围，大权独揽，使用了皇帝及其他大臣的权力-《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因此评价他说：“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错误，直接诱发了万历五年冬大批官吏弹劾他夺情的事件。所谓夺情，就是剥夺父子之情，不回去守孝，而留在朝廷继续为官。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父母去世，儿子必须守孝三年，当了官的也应辞官回家守孝，称为“丁忧”，当时，万历新政初见成效，张居正怎么肯离开朝廷半步？于是，在户部侍郎李幼孜“倡夺情议”中，李太后仍继续把张居正留在朝中。
张居正“夺情”，李太后欢心，朱翊钧无可奈何，朝中大臣愤怒。。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孑L教、沈懋学，员外郎艾穆，更有主事沈思孝等纷纷据理力争，上疏劝谏，更有不少大臣正想借张居正“丁忧”之机，把他赶下台。可此时的李太后和张居正哪听得进大臣们的意见，竞使出了“杀手锏”，对劝谏大臣皆“廷杖八十”
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要脱掉裤子，杖打屁股。廷杖一般最多打四卜下，杖八十下，但会把人打得屁股开花，血肉横流，腿断骨折，甚至有杖死的危险。
张居正对劝谏大臣的打压和廷杖，张居正的为非作歹，暴戾横行，激起了邹元标的强烈愤慨，他马卜。蘸墨挥笔写下一篇疏谏，揣人怀中，直入宫廷。
邹元标在疏谏中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白用太甚”，而“进贤未广”、“断刑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却“又不可枚数矣”，这种人出任内阁首辅，难道“有利社稷耶？”又指出，张居正借口说皇上“崇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即去，前功尽隳”，难道“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除了张居正，“未可谓在世无人也？”张居正自比“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邹元标批驳张居正说：“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后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独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把张居正骂得狗血喷头二
在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因劝谏张居正“夺情”而被打得血肉横飞、瘸脚拐腿的情况下，邹元标依然取出弹劾张居正的疏谏给太监，太监不接，劝邹元标不要去送死，可邹元标竟谎称这不是弹劾张居正的疏谏，太监这才把疏谏送进内宫。 李太后，张居正看了邹元标的疏谏后，“大怒，亦廷杖八十‘，滴戌都匀卫”。
邹元标为什么被杖八十而没有死，反而被誉为“打不死的邹元标”呢？民间传说中说是锦衣卫佩服邹元标的气节，故意将板子高高举起，落下时却朝前打三分，板子落在地上打得“啪啪”作响，却不曾沾到人衣。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当时朝中很多大臣，甚至包括小皇帝朱翊钧都对张居正有意见，锦衣卫在施刑时搞些弄虚作假的小动作，保护邹元标，合乎情理。
就在邹元标准备去都匀卫戍边之时，万历六年春，小皇帝朱翊钧却出了件大事。
小皇帝朱翊钧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的首脑人物，朝中大臣纷纷举荐他出来当官，以服天下。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朱翊钧驾崩，光宗皇帝朱常洛即位，召拜邹元标为大理卿，未上任，又改任刑部右侍郎。但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就死掉了，皇位由其长子朱由校接任，即熹宗皇帝，改年号为天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四月，邹元标还朝，十二月，拜为左都御史。
邹元标第三次回朝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精神矍铄，拄着拐仗，拖着被张居正打断的腿行走于朝廷宫中，锐意重振朝纲。邹元标这次在朝大约两年，时间虽短，却赢得了世人的称颂。
明朝晚期，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邹元标对这种拉帮结派、相互倾轧的行为非常厌恶，他对朝中大臣说：“方今上在冲岁，乱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因此，邹元标“思矫其弊”，“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人”，“请功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恤罗大纮、雒于仁等十五人”，均被皇帝采纳。在负责对官员“外察”、“京察”的考核中，邹元标秉公论断，“去留惟公”。
虽然邹元标的腿曾因张居正被打断，但心胸宽阔的他在第三次回朝任左都御史时，却提出给张居正平反。他说：“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意思是说，虽然由于自己的不检点招来了是非，但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对国家是有利的。张居正为国家兢兢业业、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应该值得赞赏的，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邹元标的这一举措，无异于在朝中扔了颗重磅炸弹，对官吏的震撼非同一般。
邹元标非常重视“启民智”、“崇理学”，他在家教了30年书，颇感教书是一项有成就的事业，万历三十二年，无锡东林书院开创时，为东林书院作了《依庸党记》及依庸党楹联，楹联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启二年，再次上疏十三道，请得皇帝批准后，邹元标与冯从吾各自捐资，筹得180两银子，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改建为书院。邹元标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二人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人书院讲学，影响越来越大，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
首善书院建成后，东林书院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刘宗周、华燕超、华凤超等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
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学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书院在京城的影响日益扩大，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把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视为洪水猛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人一同列为东林党，给予镇压。
于是，在邹元标正稳步地推进着改革，革除积弊，受到大臣儒林们的拥戴时，却受到了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的魏忠贤的“严谴”。
魏忠贤为了镇压读书人，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组织——东林党，矛头指向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历史中挖掘依据，把宋朝的灭亡归咎于讲学之风盛行，把在学院讲学之人比作山东妖贼。为了让熹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还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面对如此疯狂地打击读书人、禁毁天下讲坛的行为，邹元标非常气愤，“疏辨求去”。他在疏辨中指出，皇帝朱由校也到书院讲过学，难道也是“山东妖贼”不成？但受魏忠贤迷惑的朱由校却下令让邹元标退休归家。
邹元标就这样以一个莫须有的东林党党魁罪名回到了老家，并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忧结而去。“打不死的邹元标”最后还是死了，明朝也跟着灭亡了。
第3个、子母珠传奇
子母珠传奇这几日，洛阳城的金墉宫里乱成一团。原来太子得了急症，满嘴胡言乱语。最奇怪的是他左侧身子正常，右侧却呈靛青色！大内御医轮番上阵，却都束手无策，
皇上大怒，说要将御医全都杀了陪葬。御医胡质庸大着胆子禀奏，说太子的身子半青半黄，元魂有一半是在阴司，并非生病，而是出宫的时候撞了邪祟！
没等皇上发话，太后立刻叫来太子的随从询问。得知太子微服出宫去鹿苑猎鹿，回来便得了怪病。
胡质庸追问路上有无异事发生，那随从想了好半天才说：“也没什么怪异的，就是殿下路上内急，在路边撒了一泡尿……”
胡质庸忙让这侍卫带着他按原路走了一趟，回来便“扑通”跪倒在皇上面前：“圣上，太子这场大病的确是冤魂作祟！”
原来太子撒尿的地方在几棵烧焦的枯树下，这里几个月前烧过火，而起火的原因，是有人在焚烧几十具骸骨，骨灰就扬在了路边！
皇上大吃一惊，焚骨扬灰，那得是多大的仇恨啊！
胡质庸继续禀奏：“臣斗胆推测，只怕是那些鬼魂的怨气太重，怪罪太子对冤魂不敬，才一直纠缠不放……”
皇上慌了，问下一步该怎么办？胡质庸说，现在只好哄着那些冤魂，为他们申冤，再隆重下葬。
皇上听罢，即刻下令查明焚骨一事，给太子驱鬼！
事情很快查明，原来在鹿苑附近有一个豪强李大户，看中了平民程大功家的坟茔地，堪舆师说那里风水绝佳，后代有出将人相的福分。李大户派恶奴一夜之间把程家先人的骸骨刨出来丢到路边焚化，然后把自己先人的骨骸迁葬到了那里。那程大功忍无可忍去告状，却被地方官拷打致死，死后还用他的手指在伪造的卖地文书上按了手印。
程大功的两个双胞胎儿子不服，要进京告御状，却反被诬为勾结盗匪，打人大牢，眼看就要秋后处斩！
皇上听了大怒，正要下令彻查，一旁一个太监低声说：“万岁，这李大户正是李元总管的兄弟，要不他哪敢如此强横。您看……”
皇上心里一沉，李元勾结朝臣，卖官鬻爵，无恶不作，他早就想办这奴才了，只是这李元是太后的心腹，他才有所顾忌，这次，倒是除这奴才的绝好机会。
于是，皇上命人暗中将李元吊死，然后将此案卷宗交予太后，对太后称，李元自知罪重，已自尽谢罪。太后虽然不信，却也无可奈何。
李元一死，上告李大户的状子雪片一样飞来，豪门大户瞬时土崩瓦解，财产入官，宅邸赐了那程大功的儿子居住。
这一招“哄鬼术”果然灵验，太子很快痊愈，身子也越来越健旺。
一日，太子正打算去猎鹿，皇上忽然驾到。太子见过礼，说身子好多了要去猎鹿，皇上捻须一笑：“我儿为了除掉李元逆贼，可吃了不少苦头，也该出去轻松一下了。”太子一惊，正想辩白，皇上笑道：“你的宫女天天为你洗那染了靛青色的衣服，我就猜到你是装病了！”
太子看隐瞒不住，就原原本本说出了真相。
原来，太子经常到离金墉宫百多里远的鹿苑猎鹿，现场烹煮鹿肉食用。那天，鹿苑大管家冯树推荐了一个新来的厨娘主厨，做了一味失传已久的蜜汁鹿饼，太子吃了连称美味，喊那厨娘进来领赏。
厨娘李氏匍匐在地上好半天不敢说话，抬头时太子吓了一跳，只见她容貌丑陋，十分骇人。太子对鹿饼赞不绝口，问她这一手绝活儿是从哪儿学来的？可否愿意进宫为自己主厨？
李氏再抬头时已泪流满面：“回太子殿下，民妇自幼跟大内第一名厨为邻，他家女儿翠玉跟我结拜为姐妹，亲手教了我这一手蜜汁鹿饼的绝活儿。后来翠玉进了宫就再没消息，这些年民妇日夜思念义姐，做梦都想再见一面。民妇不敢领赏，可否请求殿下帮我打听一下翠玉的下落？”
李氏说完又是不断叩头，太子满口答应，说过几天会再来。
回宫以后太子一问才知道，这翠玉正是自己生母燕妃的宫女，太子四岁时燕妃病逝，翠玉也跟着殉了主。
皇上听到这里顿时明白了：“难怪我儿那么喜欢吃那鹿饼，翠玉厨艺是一绝，小时候经常做鹿饼给你们母子吃。”
太子点点头，又说，他回宫以后一直忙碌，再去猎鹿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那李氏跪在大门外迎接，太子告诉她翠玉的下落，李氏立刻泪如雨下。冯树低声斥责她快下去做鹿饼，她瘸着腿走了，谁知身后的地上竟留下了道道血迹！
太子急忙叫住她询问，李氏神色凄惨，回身磕头大哭道：“殿下，民女有血海奇冤，求殿下为民女申冤！”
原来，这李氏正是程大功的老婆，丈夫被害惨死，两个儿子也被判了斩刑，李氏变卖所有祖产想把儿子搭救出来，却全都打了水漂！哪知这还不算，前日半夜，程家突然冲进一伙人，将李氏打了个半死，威胁她不许再到处告状……
说到这里，太子气不打一处来：“那李元仗着太后宠爱，坏事做绝，儿臣早就想将他办了，只是碍于太后情面，这才跟胡质庸密谋这个法子。请父皇饶恕儿臣的欺君之罪！”
太子“扑通“跪下，皇上赶紧扶起他：“为民申冤是我儿英明，可这件事只怕是另有隐情！”
皇上道，这李氏显然不是什么鹿苑新厨娘，那冯树用这法子帮她申冤更是犯了大忌，要知道太子何等尊贵，贸然引荐外人主厨，有灭族之罪！冯树曾在宫里服侍过燕妃好几年，怎么会不懂这个规矩？
于是皇上当即下令严查此事。冯树被捉拿进宫，跪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皇上怒道，冯树置太子的安危于不顾，乃弥天大罪，传令立即处斩！
冯树吓得瘫倒在地，急忙掏出一个绸缎绢包，抖抖索索交给一旁的太监。皇上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只见里面是一颗粉红色鸽子蛋大小的珍珠！那珍珠浑圆艳丽，一看就非俗物。
太子惊奇道：“这珍珠我也有一颗，只是没这个个儿大！”皇上神色凝重，挥手让一个小太监去太子寝宫拿来那颗珍珠。
小太监很快回来了，皇上把大珍珠放在桌上，小珍珠放在桌子边缘，隔开好远。说来也怪，小珍珠竟然自动慢慢靠近大珍珠，很快就贴到了一起！
太子连连称奇，皇上沉着脸，问冯树这珍珠的来历，冯树哆嗦着说：“万岁，这是那李氏送给奴婢的。说是家里的东西全卖光了，只剩下这个宝贝。奴婢不是贪心收贿，只是觉得这里似乎另有隐情……请万岁明察！”
皇上若有所思，摆手让人把冯树带出去，对太子道：“这对珍珠产自东海，大的是母珠，小的是子珠，奇特之处是子珠会自动向母珠靠拢。这是你生母燕妃产下你时，太后赏赐给你们母子的。可你生母早就病死了，这颗母珠也下落不明……”
太子苦笑道：“父皇，我母亲真是病死的吗？我听说……她是投湖自尽的！”
皇上一愣：“我朝旧制，皇儿立为太子，生母必须赐死，是为了制衡后宫专权、外戚生祸。想当年朕的生母就是朕一生下即被赐死，朕则由当今太后抚养成人。所以你四岁被册封，随后你母亲就被太后赐死，可她……却趁夜投湖自尽了。”
太子问道：“那我母亲的遗体呢？可有打捞上来？”
皇上叹息道：“朕命人在湖里打捞了很久，却只捞上来她的衣物和鞋子，不见尸身。”
第二天，太子带着随从来到了李氏的新家，也就是那李大户的豪宅。李氏的两个双胞胎儿子迎出来接驾，太子急着见李氏，哥俩儿说，昨天夜里一位贵客临门，跟母亲关在房里说了好多话。今早发现母亲不见了，只留下了一封书信，让二人转交给太子。
太子颤抖着打开密封，李氏在信中说，自己乃太子的生母燕妃，当年她并未死，而是在宫女翠玉的帮助下假装投湖，瞒过了太后，之后翠玉把她藏在拉粪车里，逃出了皇宫。
燕妃深知一旦事情败露就是诛灭九族的惨祸，所以忍痛将脸烫伤毁容，随后在洛阳城外嫁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过起普通百姓的日子。近年太子长大成人，每年来鹿苑猎鹿，她都躲在树丛后偷看，以解念子之情。此番遭此横祸，多亏冯树冒死引荐，还望太子在皇上面前替他多多求情。最后，燕妃道，她已决意出家，望太子勿念。
太子读罢，不由热泪盈眶，洒泪回了皇宫。不久，太后病逝，皇上宣布禅让退位，传位给太子。
新皇执政以后，励精图治，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他秘密派遣自己的授业恩师，闭门教两个同母异父弟弟读书。二人一个投军剿匪，一个科考入仕，都成为北魏重臣。后来二人大修祖坟，倒成全了那看风水的堪舆师一举成名，成了鼎鼎大名的大师。至于生母燕妃，新皇秘密寻访过多次，却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第4个、古代的临时工
古代的临时工文／张鸣
古代没有警察，类似警察的工作，由衙役们来做。各地的三班衙役中，有一班名曰捕班，又称捕快，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在那时，衙役是一种贱业，正经人一般不做的。在名义上，一介农夫也要比他们地位高些。做了衙役，三代之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同于优娼之类的贱民。但是，衙役毕竟是在官府做事，而且做的事，是管制老百姓的买卖。所以，虽然名义上贱，但实际上并不贱，而且在一般百姓眼里，高贵得很，神气得紧。
进了茶馆饭铺，跑堂的是不敢问他们要钱的，喝茶吃饭的，都得尊一声“捕翁”或者“老爷”。衙役没有工资，只有一点微薄的补贴，但由于办案的缘故，实际收入可观，无论是在县上，还是在京师，活得都有滋有味，令人羡慕。所以，市井之人，想做衙役的相当多。
但是朝廷有名额限制，每个衙门，正经制役就那么多。怎么办？需求产生供给，就出现了帮役和白役。所谓帮役和白役，都是编制外的临时工，但想做这个，还得花钱买。一点补助没有，还得掏钱孝敬正经的衙役，尊人家为师傅。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衙门里的临时工。
清代北京的治安，由步兵统领衙门管，因此这个衙门就得有衙役，自然也有帮役和白役。这样的人，北京人称之为圆扁子，好像是指他们手里的家伙，一种圆扁状的棍子。正式的衙役有链子，他们没有，只好用这玩意。在湖北，人称这些人为“四百二”，是说他们要花四百二十串钱来买这个位置。
这些帮役和白役的存在，其实不是因为工作太忙，需要聘用临时工，而是因为衙役的工作性质，需要增加捞钱的机会。用临时工，不仅机会增加，而且保险，出了事情，往这些人身上一推，就一干二净。
原本衙役挣钱，就是凭借百姓的诉讼或者各类案件弄钱。反正你只要有事让他们碰上，不出点血是不行的。除此之外，常用的招数还有两类，一是借事索诈，即找个茬就讹诈一下，给钱，就拉倒，不给，弄来弄去，真的找个茬把你抓了。一旦落到他们手里，蹲进班房（原本是衙役临时休息的地方，后来变成临时看守所），可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关于这个，有种说法叫做“贼开花”。只要出了大点的窃案，衙役们就找一个或几个殷实又没有靠山的富裕人家，强指人家为窝主，给钱就拉倒，不给就栽赃，弄假成真。二是钓鱼，也就是设计做局诱人犯罪，然后再来捉。
但这样的做法，肯定会激起民愤，乡绅们也会埋怨。只要事弄大了，被“都老爷”（御史）逮到，反映了上去，这些帮役和白役，圆扁子们，就肯定被推出来开刀问斩。如果这些人见机得早，溜得快，就报告说，出事的都是临时工，不知法度，眼下已经畏罪潜逃，官府正在抓捕云云，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选自2011年10月15日《新京报》）
第5个、我国外交史上不同寻常的高层访问
我国外交史上不同寻常的高层访问文／李景贤
副总理享受国家元首礼遇
1979年2月5日，时年75岁的邓小平同志，以中国副总理身份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1月29日上午10时，邓小平在美国总统卡特陪同下，来到白宫南草坪，在19响礼炮“伴奏”下，走过长长的红地毯，检阅了仪仗队。一位中国副总理，竟然享受国家元首的礼遇！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在美国外交乃至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相当重；二是邓小平当时名义上虽不在中国的最高位上，但在政坛上却举足轻重，许多西方人视之为“中国唯一能最后拍板的人物”。日后，我听部里一位美国通说：小平同志在美国所受到的礼遇，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一些外国元首。比如，副总统蒙代尔到机场迎接，这是相当罕见的。又如，在欢迎仪式上，美国政界、军界的头面人物悉数在场，这也是相当罕见的。不过，这位中国副总理所受到的礼遇，也还不是全套元首礼仪，礼炮就少放了三响。
邓小平此次访美，是在中美建交28天后就开始进行的，它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这次访问之后32年，2011年底，年逾87岁的卡特，忆及此访时感慨地说：这位中国领导人当年见到他时，曾说过一句令他终生难忘，别人难以想得出来的话： “总统先生，你同中国可是有不解之缘啊！”话中的“不解之缘”，可有两种解读：一是卡特生于1924年10月1日，因而10月1日这一天，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也是他本人的生日。二是1949年4月，卡特作为美军潜艇上一名年轻军官，曾到过中国青岛，而此时，该城已被解放军包围。
新中国成立后，有七位主要领导人访问过美国，一共十次。每次都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比如，1997年11月1日，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有记者问他，对会场外一些人的反华“抗议”有何感想。江泽民主席镇静地答道：我今年71岁了，但耳朵还很管用，能听到室外的喧闹声，不过，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声音说得更大！这番话引发全场…片笑声和掌声。又如，1999年6月上中旬，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有媒体赞道： “朱镕基先生所到之处，让美国人见识了共产党领导人另类风格：机智、幽默、从容、犀利，直截了当，富有人情味”；“他不读讲稿，张口就来，时不时左右开弓，却句句中的”。
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
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双重身份，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因为苏联解体，中（指新中国）苏关系仅存续了42年零86天。在42年里，只有两位苏联国家元首，即伏罗希洛夫和戈尔巴乔夫，各一次正式访问过中国。中苏关系恶化了二十多年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标志，被媒体称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此前，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为这次访问进行准备。1988年12月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入主克里姆林宫近四年的戈尔巴乔夫，显得有点春风得意，滔滔不绝地与钱其琛外长谈话，其中一句话最有分量： “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感到也有过错。”苏联最高领导人一共有七位，其中正式向我方承认在对华关系中有过错的，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此举自然受，到中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访华期间，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见，与中国政府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进行会谈。邓、戈会见则是一场重头戏。在会见中，邓小平扼要地回顾了一二百年来中俄、中苏关系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强调把问题讲清楚后“一风吹”， “把重点放在未来”。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场中苏大论战，在其中扮演过“并非无足轻重角色”的邓小平，主动承担了中方的责任：经过二十多年实践，回过头来看， “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此，戈尔巴乔夫也作出积极回应，再次重申：对苏中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
戈尔巴乔夫此访已过去二十多年了，邓小平所说的另一番话，一直让我念念不忘。谈话一开始，他就特意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强调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 “墨守陈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不久，邓小平就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最后职务。他之所以一直保留着这个职务，就是为了与戈氏举行会见。由此可见，他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何等重视！
（摘自《党史博览》）
第6个、军统与汪伪在上海的金融血战
军统与汪伪在上海的金融血战文／方明
中储占领了沦陷区的市场，军统上海站马上付诸行动，给汉奸们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案”。上海的汉奸报纸不甘示弱，立马换上新内容：“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军统如再杀中储一人，就枪毙人质三名！”
混乱的金融界
抗战初期上海市面上流通的纸币非常混乱。有重庆的“法币”、日本的“老头票”、日本军部发行的“军用票”、华北临时政府的“联银票”、南京维新政府的“华新票”等。
1940年5月，汪精卫的“国民政府”由第三号人物周佛海负责，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以统一币制，掌握财权。不久，“中央储备银行”便发行了“中储券”，沦陷区人民称为CRB。但租界上一律拒收CRB，上海“银钱业同业公会”也发起了抵制。
此时的李士群，在与丁默邮（此二人均为投敌的原军统人员，叛变后执掌了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争权夺利斗争中取得了上风，担任汪伪警政部次长，握有“七十六号”实权。他的名义上司便是周佛海。
周佛海把李士群找去，说道：“老百姓不用CRB，日子一长，我们要垮台！士群，你要用手枪和炸弹为CRB开路。”
于是，上海的银行、钱庄、大公司及大小商店，在几天后就都接到了“七十六号”的警告信：“……如再拒绝使用储备银行票，将立即以武力对付！”
几天后，上海亚尔培路跑狗场附近，重庆“中央银行”的办事处来了两个面色阴沉的长衫礼帽客人。两人走近柜台，拿出一两黄金兑成法币。走的时候，却“忘”了他们的“旅行袋”。
几乎在同一时间。国际饭店后面“中央银行”的另一办事处，一名“邮差”骑着自行车，将一只木箱“邮包”送来。邮戳、封条及单据一应俱全，是从香港寄来的黑猫牌香烟。
下午4时，两个银行办事处同时发生巨大的爆炸。浓烟滚滚，屋宇倒塌，15人顷刻丧命。
紧接着，一群群的“七十六号”特工又涌上街头，进入一家家店铺。东翻西找，选了许多货物。付款时，他们把两样东西“啪”的一声拍在柜台上。对老板吼道：“要哪一样？随你挑！”柜台上摆的是一把手枪，一叠CRB。
店家无奈，只得“挑”了CRB。
渐渐地，CRB占领了沦陷区的市场，重庆的法币被挤了出去。
毫不留情的以牙还牙
对“七十六号”和日本人在上海的嚣张，军统上海区联络处的陈恭澍再也忍不住了。他拔出配枪，“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对陈默、赵圣等部下吼道：“这也太他妈的欺负人了！一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牙还牙，以血洗血……”
军统上海站马上付诸行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汉奸们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血案”。
一个在“七十六号”支持下打算接办《文汇报》的汉奸文人穆时英，专写一些《吸板烟的鱼》、《上海的狐步舞》、《被当做消遣的男子》之类的下作文章。
一天晚上，他正在宾馆的房间里搂着情妇求欢，被特工从背后打了三枪。
另一名汉奸文人刘呐鸥在“大鸿运酒家”，正搂着一名漂亮的女招待非礼。而这名乔装成女招待的军统特工一边躲闪，一边把一把雪亮的匕首猛地插进了他的胸口！
上海各个媒体大加渲染、连篇累牍报道的这些新闻，让上海市民暗暗叫好！
对汪伪政权强行推行的“中储券”逐渐占领金融市场的局面，陈恭澍也是忧心忡忡，他对部下们说：“法币被挤出上海滩，流向后方，后方马上就开始了通货膨胀。宋子文向总裁哭诉，总裁严令戴老板打乱汪伪银行，夺回法币市场。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抗战大局的天大的事，戴老板已经下了严厉的命令，让我们采取行动！”
但陈默、赵圣等大头目不清楚，金融方面的事怎么使用特工手段？
陈恭澍脸色铁青，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还能怎么样？杀！杀他个人仰马翻！”
这道命令迅速传递给每一个军统杀手。他们立即行动起来。
“中储上海分行”的推销主任季翔卿从家里出来，一只脚刚跨进汽车，一名蹲在门口不起眼的“小贩”，一个箭步冲过去，把匕首插进他的后背。
“中储上海分行”的科长楼侗在“海滨大酒店”的包房里正搂着一个漂亮女人调笑，一名“茶房”悄无声息地进来，对着他连开三枪。科长倒地，“茶房”和漂亮女人相视一笑，从容离去。
三个“取款”的西装客来到“中储上海分行”所在的街道，从窗口扔进三颗炸弹。“轰”的一声，血肉横飞！
军统在上海的杀戮方式，让“七十六号”的李士群也开始拍桌子：“这还了得！他杀我一个，我就要杀他三个！”
霞飞路十号重庆驻上海的“农民银行”的职员宿舍，深夜时职员们好梦正酣。
只听“轰”的一声，大门猛地被撞开。吴世宝带着一帮杀手手提冲锋枪闯了进去，把十几个职员从床上揪起来，赶到一起。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扫射。杀手们随即旋风般离去。
沪西司极司菲尔路九十六号是一幢大楼。离“七十六号”不远，这里面住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职员，都是宋子文、孔祥熙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共有数百人。
李士群杀红了眼，准备清洗九十六号。周佛海则大吃一惊！他觉得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屠杀，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李士群做了“让步”。
他说：“那好吧，梁山泊有一百零八将，我们就去抓他们的一百零八个重要人物来！”
当天深夜，几百名“七十六号”的杀手将大楼团团围住，把住在里面的职员都拉出来，从中挑了穿着体面、显得精明能干的男子105名，又挑了3个漂亮的女职员，凑成“一百零八将”。
第二天清晨，上海的汉奸报纸《中华日报》把已排好的版面撤下，换上新内容。
第一版上就是醒目的大黑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军统如再杀中储一人，就枪毙人质三名！”
此事难住了陈恭澍。他思量到底是人质安全重要，还是报复重要？
无奈之际，只得向戴笠发电请示。
“老板”回电十分干脆：“报复！”
静安寺路戈登路口的“大华医院”一间头等病房里，住着周佛海的亲信，“中央储备银行”的张科长。
半夜时分，两个头缠纱布的“病人”从另一间病房闪出，机警地望了望走廊。
接着，他们悄悄推开张科长的病房门。被惊醒的张科长睁开眼睛，见是两名手持雪亮匕首的大汉，惊恐地问道：“你们是谁？”
两个“病人”轻轻笑道：“何必问我们的姓名，你该去阴曹地府向判官报到了。”
李士群知道这又是陈恭澍的手笔。他立即对吴世宝下达了枪杀人质的命令。
吴世宝来到“一百零八将”的监舍，笑容满面地问：“有姓张的吗？站出来吧，你们可以回家了！”
一名戴眼镜的高瘦男子站起来道：“我姓张……真的可以回家了？”
紧接着，又有七名姓张的站起来。
吴世宝挑出三个姓张的，说道：“你们戴老板杀了我们一个姓张的，我们就要杀三个姓张的。这都怪戴笠、陈恭澍害了你们！”
说着，把三个人拖出去，一阵冲锋枪把三人扫倒在血泊中。
第二天，汉奸报纸《中华日报》又以大字刊出：“以三抵一，信守诺言！”
如此相互杀了几次，陈恭澍和杀手们杀得手都软了。每一次《中华日报》上刊出的枪杀三名人质的消息，都使他们报复的快感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恭澍只得再次请示戴笠：“是否暂停报复？”
而重庆的宋子文、孔祥熙也不断对戴笠施加压力。宋、孔质问：“戴局长，你是不是要把我们的人全都害死才罢休啊！”
戴笠叹一口气，复电：“暂停报复。”
陈恭澍和杀手们接到电报，也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沪渝双方暂时息兵。
（摘自《殊战》，团结出版社）
第7个、畜生！哥要跟你绝交
畜生！哥要跟你绝交在乡间打铁的酷哥嵇康本意是要远离俗世是非，不想却卷入一场乱子。
曹魏时代的镇北将军、益州牧吕昭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吕巽，一个叫吕安。这兄弟俩都是嵇康的铁杆粉丝，与嵇康的关系还不错。史料记载，嵇康与这哥俩住的地方天南地北，但“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嵇康还时不时去吕家与吕安浇浇菜什么的。吕家哥俩先前的关系也不错，两人都对嵇康敬佩有加，一见到嵇康，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国事家事，一股脑儿要对嵇康说。
然而后来，兄弟俩之间发生了一些让人难以启齿的事儿。
事情就出在吕安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吕巽第一次见到弟媳时，就按捺不住禽兽之心，对弟媳的美貌垂涎三尺。一天，趁吕安外出访友未归之际，吕巽竟借家宴设法将弟媳灌醉，然后将无力反抗的她奸污。吕安回到家中，得知此事，不禁羞怒难当，当即找到哥哥要为妻子讨回公道。于是一阵抓扯、怒骂之后，吕安一纸诉状，要将吕巽告上法庭。由此，吕氏一家污水横流、天翻地覆。
愤怒不过的吕安想到了偶像嵇康，他要让这个天下第一明星来评评理，为自己出口恶气。于是，他连夜修书一封，把哥哥的畜生行径告诉了嵇康。嵇康收到信后勃然大怒，但作为吕家的偶像、好友，他又不得不冷静下来，立即启程，马不停蹄地赶赴吕家进行劝解、调停。在他的努力劝说下，吕安答应了嵇康的要求，不将此事扩大，低调处理；吕巽也认了错，并且以全家除吕安外的父子六人的名义发誓，答应永远不再伤害吕安。
按说，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然而，这件事留下的阴影却挥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兄弟妯娌间的隔阂在此后的生活中越来越大，吕氏全家长幼都进一步卷入了这个龌龊事件中。做贼心虚的吕巽再也坐不住了，他倒打一耙，给吕安网罗了一个不孝的罪名，然后一纸诉状将弟弟告上了法庭。在那个以孝治天下的时代，这个罪名一旦成立，可是要命的事儿，即使是大人物也很难幸免。吕安不孝的罪名经吕巽串通官府，竟然成立，因而坐牢。
得知这个消息，嵇康愤怒到了极点，他立即修书一封，标题叫《与吕长悌绝交书》，全书三百字，字字含愤。发出信后，义愤填膺的嵇康亲自前往洛阳，为吕安辩护。为不孝辩护，就是对当下的法理不满，对法理的不满也就是对朝廷不满，于是嵇康也被投入大牢。
一代学界领袖、天下第一酷哥、第一才艺明星、第一养生专家嵇康入狱的消息震惊了朝野。在得到嵇康入狱消息的当天，首都各大学师生集体罢课，数千人涌向街头，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穿城而过，到司马氏的“白宫”草坪上为嵇康请愿，强烈要求释放嵇康。与此同时，在京的名士、学者、达人也纷纷涌向监狱，要求陪同嵇康一起坐牢。最后，在司马氏强大的政治和武力威胁下，这些人被一一解散，遣送回家。
此时，曾与嵇康结怨的高层干部钟会终于逮到了机会，对司马昭说：“嵇康是盘踞着的龙，你不能让他腾起来。应该趁这个机会把嵇康等人铲除。”司马昭听信谗言，便立即下令，把嵇康、吕安一起杀掉。这一年嵇康40岁。
第8个、民国终身未嫁的单身名媛
民国终身未嫁的单身名媛文／俞治
民国的剩女们有自己的故事，其独立的精神一点也不输给现在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名媛们更有夺目的风采。
绝代风华的“剩女”：吕碧城
20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乃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
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父亲吕凤歧，清末进士，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造诣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与其姐吕惠如、吕美荪被称为“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1895年其父去世，族人觊觎吕家家产，母亲遭幽禁，身处北京的吕碧城听到消息，四处告援，方才解决。与吕家有婚约的汪家得知此事后，要求退婚，吕家孤女寡母不愿争执，协议解除了婚约。当时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这对吕碧城此后婚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遮掩不住她位列“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张爱玲、萧红、石评梅）之首的绝代风华。
1903年，吕碧城来到塘沽投靠其舅父。后她想去天津市内探访女学，遭舅父反对，一气之下径自踏上去天津的火车，开始了她执笔《大公报》的才情岁月。在《大公报》期间，吕碧城屡屡发表诗词作品，还撰写大量鼓吹妇女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吕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后因不满袁称帝，毅然辞官离京。1918年，吕赴美求学，后又漫游欧美七年，留下诗集《鸿雪因缘》，脍炙人口。
吕碧城虽说一直倡导自由恋爱，曾自诩：“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年岁较轻”，言外之意世上能与之匹配的好男人唯有梁启超、汪精卫，可惜一个早已结婚，另一个与她同岁。自恃清高，加上早期退婚的阴影一直困扰她，吕碧城终身未婚，于1943年在香港孤独辞世。
“化蝶”陶然亭畔的才女：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山西省平定人，著有《红鬃马》、《涛语》等。因爱慕梅花之肖丽坚贞，自取笔名评梅。1919年，石评梅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
石评梅在一次同乡会上，遇上了高君宇，两人渐生情愫。1923年高君宇积劳成疾，在西山养病，他采一枚红叶，题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予石评梅示爱。但由于对方已有妻室，她将红叶退给了高君宇，久久拒绝高君宇的爱情。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叛乱，高君宇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前去平叛，所乘汽车遭枪击。受伤之际，高君宇不忘给石评梅买生日礼物：象牙戒指。就当石评梅冰心开始融化之时，高君宇病逝于北京。石评梅遵从高遗愿，将其安葬于她俩相见相知的陶然亭畔。高君宇走后，石评梅深深自责，常常去陶然亭畔扫墓、忏悔。1928年3月，石评梅因脑膜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石评梅好友庐隐根据其遗愿将她葬于高君宇墓旁，两墓并排，两碑并列。石、高“化蝶”之曲，成为陶然亭畔一道亮丽的风景。
“寡妇主义”下的烈女：杨荫榆
1884年，杨荫榆出生于江苏无锡望族杨家。1901年，杨荫榆遵父母之命，与寓居在无锡的常州籍一户蒋姓少爷成亲。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新郎竟是个低能儿，立即进行了抗争，最后与夫家断绝关系。从那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结过婚，这也致使她全心投入学术研究，后留学日本与美国，成绩斐然。
留学归来的杨荫榆于1924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杨荫榆治校强调秩序、学风，认为学校犹如家庭，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最终导致北京女师大驱杨风潮。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撰文《寡妇主义》声援学生，文章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杨荫榆因此获得“寡妇治校”的恶名。杨荫榆迫于舆论，不得不辞去校长之职。
离职后的杨荫榆回到苏州，在苏州女师、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苏州沦陷，侵华日军要她出任伪职，遭到她的拒绝。杨荫榆面对日军在苏州的暴行，曾多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凡此种种，杨的行为刺激了日本侵略者，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骗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击杀杨，并将之抛入河中，杨荫榆就这样悲壮地死去。
中国的“智慧女神”：吴贻芳
吴贻芳，1893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18岁时其父卷进官场风波被迫自杀，母亲与哥哥、姐姐也相继离世。从那时起吴贻芳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抚养老祖母与幼妹。1 9 1 6年考入教会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后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带领同学们参加了五四运动。1926年，吴贻芳赴美留学。
1928年回国后，吴贻芳应国民政府之邀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将“厚生”定为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厚生”源自《圣经》，她解释为：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着，还要利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来帮助他人、造福社会，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大批的金陵女大学子，带着“厚生”精神走向社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献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
1945年，吴贻芳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并且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国民政府两次邀请她出任教育部长，遭到她的拒绝，后蒋介石败逃台湾，要求她与金陵女子大学一块迁往台湾，但她还是断然拒绝。
1979年，吴贻芳获得密歇根大学所颁发的“智慧女神奖”，成为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女性获得者。1985年11月吴贻芳逝世于南京。
“76号”里的红色间谍：胡寿楣
胡寿楣（1907-1982），原籍河北延庆，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1936年，一位女诗人关露因《太平洋的歌声》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关露”便是胡寿楣的笔名。1939年- 1945年，受组织派遣，胡寿楣先后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我党著名的“红色间谍”。
当年的潘汉年最终选关露打入“76号”，对李士群进行策反。当接到任务时，胡寿楣不得不与热恋中的王炳南告别。由于工作特殊，胡寿楣经常出入“76号”，并与众多日本要人接触，被当时的民众误以为“汉奸”。卧底期间，胡寿楣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众多情报，挽救了人民的生命与财产。1946年，胡寿楣与王炳南再次重逢，但迫于外界的压力――抗日胜利后，她被国民政府列入锄奸黑名单，以及王炳南当时的身份是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两者再次被迫分开。新中国成立后，胡寿楣又因汉奸之名两次入狱，直至1982年3月23日得到平反。
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1982年12月5日，胡寿楣在完成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后，服安眠药自杀。
“万婴之母”：林巧稚
她一生亲自接生5万多婴儿，自己却没当过一天母亲。她就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医学家林巧稚女士。
林巧稚，1901年出生于福建鼓浪屿一个教员家庭。1906年，其母因患子宫颈癌去世。林巧稚作为“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女性，怀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投身于新世界的创造。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到英国伦敦求学，她刻苦学习，钻研医术，不断探索科学领域新课题。
1929年，林巧稚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医生。当时的聘书写道：“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作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下这张条件苛刻的聘书。她一生坚守此诺言，将自己“下嫁”给了医疗事业。
林巧稚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其亲手接生的孩子，都会在每张出生证上留有英文签名：Lin-Qiaozhi’s Baby。百姓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把孩子起名“念林”、“爱林”、“敬林”等。林巧稚给病人看病从不分富贵贫贱，对交不起钱的病人，她就免费治疗。新中国成立后，协和医院被收为国有，她也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改造，文革中更是经历了很多坎坷。
1983年林巧稚病逝。
（摘自《文史天地》）
第9个、我想要人过的日子
我想要人过的日子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讨伐陈国，干掉了弑君者夏徵舒，开始分配战利品。作为好色的代表，楚庄王很自然地把美女夏姬归到自己名下。
一旁的大臣申公巫臣赶紧劝说：“您可是来吊民伐罪的，抢美女，传出去不好听。再说了，美女祸国，好色伤身。于公于私，您都不该这么做。”
楚庄王为了保住晚节， 自然从善如流。可另一大臣司马子反却道：“君王不要，就轮到我了。今晚，我就做新郎。”
巫臣又赶紧跑到子反身边，说这女人要不得，她才三十多岁，因她而死的贵族就有四个，陈国也因此亡了。为了不当第五个倒霉蛋，子反憨厚地笑笑，醉醺醺地走了。这时，连尹襄老过来了，说既然大家都不要，那就该他了，无论出什么事他都不会后悔。巫臣的脸色顿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当晚，襄老和夏姬成婚，尽情享受鱼水之欢。但好景不长，战争爆发了。作为贵族，襄老必须亲自上阵，保卫国家。
楚国人和晋国人在两棠展开了激战，楚国笑到了最后，但襄老没有看到，他死在了晋国司马的神箭之下。夏姬再次变成了寡妇。
办完丧事不久，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襄老的儿子嘻皮笑脸地爬上了继母的床，两人立刻像井绳和辘轳一样绞在了一起。
好景再次不长，几年后，襄老的儿子一命呜呼，夏姬重归寂寞。这天她正倚栏伤春，突然侍女送来一封秘密书信，上面写着：“最最亲爱的夏姬，您好，很早就爱上了您，快十年了，一点儿没变。为了您，我什么都可以做。听说您终于又单身了，如果您愿意嫁给我，就按附件办。吻您的脚趾。您最忠实的仆人申公巫臣。”
夏姬的脸上滴下泪来，自己跟过的男人不少，但谁会称呼自己为“您”？谁肯吻自己的脚趾？谁愿在自己面前自称“仆人”？她哭得梨花带雨，打开菱花镜，端详着镜中残存的青春。时光只解催人老，要赶紧行动。
第二天，楚庄王问巫臣：“夏姬给寡人打报告，说晋国通过郑国递话，愿意归还连尹襄老的尸体，她想去郑国收敛亡夫。你觉得消息可靠吗？”巫臣说：“不能再可靠了。那场战争，我们俘获了荀瑩，现在他老爸当上中军佐，成了晋国常委的第二号人物，有权力影响外交政策。我认为他们想以此交换，赎回荀瑩。”
夏姬很快接到了盖好印的出国旅行护照，她对送行的人说，得不到亡夫的尸体绝不回来。她一回到阔别的祖国，就看到了巫臣的聘礼，送聘礼的人叮嘱夏姬：“这门婚事就订下了，但请您暂时别声张，巫臣先生要等机会，才能来这儿和您相会。”
公元前589年，晋伐齐，齐大败，向楚国寻求支援。楚国出兵前，楚王派巫臣到齐国访问，完成任务后，巫臣让副使回国复命，自己则一溜烟奔去了郑国，和夏姬夫妻团聚。夏姬看着眼前风尘仆仆的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热泪盈眶地说：“难道为了我，您竟然叛国了？您可是楚国的贵族啊。”巫臣也泣不成声地说：“我巫臣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楚国人。我最盼望的，就是和您在一起，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巫臣的叛逃显然让楚国难堪，子反请求给晋国重礼，好让晋国对巫臣永不录用。但年轻的楚共王念在巫臣为先君尽忠多年的分上，决定不予追究。但子反和另一个怀恨在心的大臣联手，灭了巫臣留在楚国的族人，瓜分了他们的封地。
第10个、康有为的老婆，康有为娶中日美3国6美女
近代史上，康有为是致力于变法维新的改良派，公车上书、戊戌变法都离不开他的主导。而生活中的康有为，处处留情，妻妾成群。尤其是晚年，他娶的几房太太都不满20岁，是名符其实的“小”老婆。
康有为有6位太太：张云珠、梁随觉、何旃理（美国华侨）、市冈鹤子（日本人）、廖定征和张光。
原配夫人张云珠比康有为年长3岁，因生了3个女儿没有儿子，康有为便娶了第二任太太梁随觉。当时梁随觉18岁，年轻貌美，略通文墨，颇得到康有为的宠幸。
49岁娶17岁何旃理为三太太
1907年，康有为来到美国西部的非士那（FRESNO）。当地华侨请康有为演讲，消息传到了几十里外的一个种植园。园主是老华侨，他十个子女中的何旃理通晓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能歌善舞。何旃理久闻康有为的传奇，便约了几个姐妹去聆听大师的救国宏论。
台上的康有为气宇轩昂，他声若洪钟地讲述着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创办实业等救国的主张。“男女虽然性别有异，但其他一切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解禁变法，实行男女平等！”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话语，赢得台下如雷的掌声。
何旃理被康有为的儒雅气度、救国衷肠、深刻思想所折服。待康有为结束演讲，她趋步上前：“南海先生，您讲得太好了！我还想……听一遍……维新变法的道理呢。”“好吧。”康有为凝视着面前的姑娘，从哥白尼的日心说讲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文艺复兴讲到法国启蒙运动，从孔子改考制讲到戊戌维新。这些宏论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何旃理情窦初开的春心。以后数日，康有为神思恍惚，不知不觉去华侨那儿了解何旃理的底细。
那时，康有为已有2位夫人，但他的心依然似年轻人一般，被爱情燃烧得如痴如醉。不久，康有为离开非士那，周游美国各地，他心中不时浮现这位年仅17岁的少女倩影。心想：自己要在各国华侨中组织保皇会，宣传君主立宪，办实业，多么需要一名懂外文、知书达理的红颜知己啊。于是，康有为投石问路，写信给何旃理，此举正中已坠入情网的何旃理下怀。他们通过书信交往，共结同心，短短的日子里居然写了上百封情书。最终，何旃理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康有为。婚后，何旃理为康有为做翻译，使康有为如虎添翼。
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梁启超之邀，从新加坡移居日本，师生同住日本双涛园，可是他们的夫人之间却难以融洽。娇小玲珑的何旃理才20出头，而梁夫人李惠仙的年龄却比她大上一倍，梁夫人怎么能拉下面子称呼她“师母”呢？何旃理瞧不起梁启超的小脚夫人，而梁夫人也出身名门望族，非等闲之辈。双方怎么也无法和谐。1912年春，康有为、何旃理便搬到须磨湖的“奋豫园”居住。
1914年，何旃理患猩红热病逝，年仅24岁。此后每逢周年忌，康有为都要在何旃理的灵前焚香哭拜；清明时节，则亲临墓地祭祀，偌大年纪的人，在坟茔前涕泪交加，长跪不起。后来，康有为请常来辛家花园的画家徐悲鸿，根据何旃理的遗像画了一张水彩画。画中是一位穿清代服装的少妇，头挽高髻，仪态端庄。1981年，康有为的后人将这幅珍藏了60余年的画像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55岁娶16岁市冈鹤子为四太太
“奋豫园”依山傍海，坐落在遮天蔽日的古树群中。此时适逢何旃理怀孕，又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康有为便雇了16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
初次见面，康有为仔细打量鹤子，只见她细眉小眼，嘴唇微翘，额头高耸，虽貌不惊人，但那副羞答答的神情，恰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他便通过秘书兼翻译阮鉴光对鹤子说：“姑娘，请坐下，你不要拘谨。日子久了，你就会产生宾至如归之感了。”
鹤子与康有为相处久了，发现这位长者很慈祥，从他那儿她知道了中日交往的绵长历史，以及鉴真东渡、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
不久，康有为对日本文字发生兴趣，并向鹤子请教发音。望着康有为摇头晃脑习日语的那副童心不泯的样子，鹤子感到开心有趣。跨越年龄、种族的界限，两颗心也越来越近了。
1913年，康母劳连枝去世。归国奔丧之前，康有为让鹤子陪同，参拜附近的净土真宗现光寺。在这座飞檐翘角的大庙上空，覆盖着楠树、松柏、银杏的枝叶，绿油油、黑森森一片。寺内的钟声伴着海涛声传来，使人产生空灵之感。康有为由此想到中国净土宗的发源地――庐山的东林寺，不禁喟然长叹：“唉，1889年我上匡庐，参拜东林寺时是何等意气风发，当年情景犹历历在目啊！”“大臣，这儿不是也有寺庙吗，您老为何叹息呀？”鹤子不知康有为将回国，便宽慰他。
康有为捏须仰首，望着蓝天碧云，良久才答道：“老夫想到归国在即，却拿不出一贴救国救民之良药，不像年轻时有那么一股豪情，故而叹息。”
“什么，大臣要……回去啦？”鹤子闻言泪如雨下，“我可舍不得你们离开呢。我非常喜欢同凝、同炎，还有……还有……”鹤子脸上飞起一朵红云，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中。
康有为看穿了鹤子的心思，他何尝舍得与这位典雅的日本姑娘分别呢。他注视着局促不安的鹤子，斩钉截铁地说：“鹤子啊，我和三太太都需要你，孩子更离不开你。等我们回国，一定会请你来的。”鹤子这才破涕为笑。
康有为奔丧后，全家定居上海辛家花园。回到上海不久，康有为便修书一封，邀请鹤子来上海。鹤子接信后欣喜若狂，马上与父母商议。父母见康家厚待女儿，遂欣然允诺。鹤子到上海不出数月，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康有为的四太太。
何旃理在世时，与鹤子姐妹相称，双双得到康有为的钟爱。何旃理去世后，康有为每逢出游，必携鹤子同行。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春，28岁的鹤子怀孕了，但此时的康有为已66岁。有人猜测可能是康有为长子康同箴与鹤子暗度陈仓所致。同年秋天，鹤子以“生活不习惯”为由回到日本，不久，生下女儿凌子。1925年2月，鹤子卧轨自杀。凌子也下落不明。
年届60岁娶五太太、六太太
从1913年8月至1915年1月的一年半中，康家连遭3丧：先是康母去世，转年康有为二姐康逸红病逝，后又是何旃理病逝。此时的康有为打算“以喜冲丧”.1915年冬天，他娶了廖定征为五太太。
张光是康有为的第六任太太。她原本是西湖游船上的船娘，康有为泛舟西湖时，被她的歌声迷住了。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9岁，尚未婚配。康有为便托人提亲。张家见康有为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有为的坚决要求和媒人的极力撮合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
1919年5月，61岁的康有为在上海大张旗鼓地举办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当时的张光还没有康有为儿女们的年龄大，因此，康有为的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尽管如此，张光还是成了康有为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宠幸的太太。他精心培养这位没上过学的船娘，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还亲手教她书法。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70大寿，21日抵达青岛后感到周身不适。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康有为吃饭，还没有吃完饭，康有为就腹痛难忍，请日本医生到家出诊，断为食物中毒。次日黄昏，康有为猝死于“天游堂”居室，终年70岁。
康有为死后，张光隐居在杭州乡下。张光将康有为留下的一箱字画视作生命，每当怀念康有为时，就打开箱子看这些字画。久而久之，张光的秘密露了眼，1945年字画不翼而飞。从此张光一病不起，不久命归黄泉。
康有为生前曾请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写道：“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27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康有为的经历，如果再加上娶了6位太太，他的一生可谓完整。
第11个、慈禧太后亲妹叶赫那拉·婉贞简介 婉贞最后是怎么死的？
慈禧太后是中国古代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虽然她没有像女帝武则天那样称帝，但是却先后让两位皇帝成为她的傀儡，决定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归属。
是慈禧是大清王朝晚期政权的实际统治者，如此一位人物，她的大名在后世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关于她的事迹，就算不喜欢历史的朋友也是听过的。那么大家听过叶赫那拉·婉贞这个名字吗？知道慈禧的亲妹妹这个人吗？
婉贞是慈禧的亲妹，15岁的时候参加选秀。当时她的姐姐慈禧已经是懿贵妃，深受咸丰帝宠爱。
而婉贞没有如姐姐一般进入后宫，因为她落选了。按照规定，落选的秀女中有些容貌特别出众，品德极好的人能被指给王公贵族。
婉贞运气要比很多人好，她被指给了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为嫡福晋。婉贞高高兴兴的嫁给奕譞之时，绝没有想到自己其实只是姐姐手上的一枚棋子。
懿贵妃当时虽然受到皇帝宠爱，但是本身母族不显，势单力薄。为了加强自己手中的砝码，婉贞落选之后，她出面将其嫁给了奕譞。
这一步棋走的很好，因为后来咸丰帝去世，慈禧太后正是在奕譞等人的配合和帮助下，才铲除八大辅政大臣，夺得大权。
奕譞是咸丰帝的的异母弟弟，年轻而有才干，前途无限。他的福晋之位，各大家族都盯着，最后却给了落选的婉贞。
婉贞嫁给奕譞不久，就为他生下了嫡子载瀚，由此她受到奕譞的加倍宠爱。有宠爱自己的夫君，有乖巧的儿子，婉贞在这一段时间十分幸福。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载瀚年仅2岁就早夭去世，婉贞和奕譞对孩子的死都十分悲痛。同治十年，婉贞又生下次子载湉，缓解了悲痛。不等她喘口气，不幸再次降临，而这次剥夺她幸福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姐姐。
同治帝早逝，没有留下子嗣，需得从宗室选择一个孩子继承皇位。按照一般情况，应当是从同治帝的下一辈选择继承人，承同治帝的嗣。但是慈禧太后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不被削弱，待在太后位置上垂帘听政，力排众议选择了妹妹婉贞之子载湉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虽然皇位诱人，但是对于婉贞来说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载湉入宫成为皇帝，母子再难相见，就算见面也只能行君臣之礼。而且孩子在宫内，日子过的好不好，婉贞根本无法左右。
后来婉贞又生下两子一女，但全都早夭。这就使得载湉成为她唯一的牵挂，终日思念孩子，也只能看着载湉小时候的衣物默默流泪。
膝下无子的婉贞，渐渐失去奕譞的宠爱，而与此同时侧福晋刘佳氏和李佳氏却频繁为奕譞诞下孩子。
没了孩子，也失去了丈夫的宠爱，婉贞在思念和苦痛中凄凉的度过了余后的二十多年。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载湉来探病，母子相顾无言。婉贞想说些什么，也许想叫叫儿子的名字，想摸摸的他的脸，但都因为身份地位而受到阻碍。
慈禧太后掌握清朝国家大权几十年，该享受的享受了，而她的幸福却是剥夺自己妹妹平凡的幸福而来。相比于姐姐而言，婉贞是个小女人，也是一位可怜人！
第12个、林彪真的是装病不去朝鲜吗
林彪真的是装病不去朝鲜吗文／陈立旭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抗美援朝时，毛泽东与林彪有不同意见。当年，毛泽东和中央确曾考虑由林彪带兵入朝，但林彪因为身体不好而没有去，改由彭德怀带兵。后来，对这一问题有种种说法，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流传这样一个“版本”：林彪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态度消极，装病不带兵入朝。对这一历史情况，笔者以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深入分析，探求历史真相。
林彪重视边防问题，并推荐入朝主帅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考虑到东北地区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且战略地位重要，建议中央成立东北边防军。中央领导人对此均表赞成。很快，中国共产党中央做出决定：以13兵团组建东北边防军，作为防患于未然的战略措施。
1950年7月7日F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副政治委员谭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肖华、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
从这份主要领导成员的名单可以看出，与会者主要是中央军委三总部、陆海空三军及有关军兵种负责人。作为野战军领导人参加会议的，只有林彪和谭政。林彪在会上发言，积极支持组建东北边防军。
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与会的基本还是上面那些人。林彪再次发言，就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具体问题谈了意见。
他发言的总精神是：第四野战军在这个问题上义不容辞，要多少人出多少人，要多少装备出多少装备。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13兵团的38军、39军、40军及42军，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以及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共计二十五万五千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
显然，这些部队大多来自林彪原来所率领的四野部队。林彪历来对粟裕十分赏识，认为粟裕有很高的军事才能，他亲自提名粟裕为入朝部队的先期主帅，到东北地区带兵。
考虑到当时还不能任命粟裕入朝的职务，会议决定先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这一系列决定会后经周恩来斟酌修改后，给林彪看过，于13日报毛泽东批准。
从上述决定可以看出，林彪对于保卫祖国问题十分重视，对于组建东北边防军是坚决支持的。可惜的是，粟裕身体不好，不能赴朝指挥作战。
从近期出版的《粟裕年谱》可以看到：就在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时，粟裕正在青岛治病。他得知中央的任命后十分着急，便托罗瑞卿给毛泽东捎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毛泽东收到信后即于8月8日回信，信中说：“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此前，周恩来和聂荣臻考虑到粟裕正在治病，而肖劲光、肖华二人一时也无法到东北边防军任职，便联名致函毛泽东，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待粟裕、肖劲光、肖华赴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看来，林彪是不二人选
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放松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警惕性。当年，他每天一起床，首先要看的，就是朝鲜战事的文件和东北边防军情况的文件。此时，林彪对这方面情况也十分重视。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精心安排下，东北边防军的部队建设、武器补充、物资筹措等准备工作一直在紧张进行，应该调动的部队也开赴东北，但由于主帅没有定下来，东北边防军的领导班子一直没有成立。
8月下旬，朝鲜人民军向南的攻势减弱了，朝鲜战场上呈现僵持局面，战局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预见到，中国不出兵朝鲜已经不可能。他和周恩来开始物色新的东北边防军统帅人选。很自然地，想到了林彪。
为什么会想到林彪？因为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抽调的大多是原四野的部队，他本人也参与了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工作，由他指挥作战比较顺当。
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为，林彪在军事上是有才干的。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证明林彪很会打仗，而且，在解放战争中，林彪又以善于打硬仗、大仗而闻名。军队中当时就对林彪有“三大战役有其二”（指林彪参加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渡江战役有其半”（指林彪在渡江战役中指挥了西线军队过江）之说。
同时，林彪很受毛泽东的赏识，毛对林有过这样的评价：林彪打仗又狠又刁。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另一个考虑是：出兵朝鲜肯定要与朝鲜领导人和苏联军事顾问配合行动，林彪在东北期间，曾和朝鲜党领导人共同作战，朝鲜人民军的许多高级将领曾是林彪的部下。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与苏军的高级将领关系很好。
毛、周还有第三个考虑：抗美援朝，必定要在冬季作战。林彪在东北时，有指挥大部队冬季作战的经验。这样反复斟酌，林彪当属不二人选。
毛泽东就拟派林彪赴朝指挥作战一事，曾与中央书记处的几名书记谈起，大家也都赞成，中央亦曾在一定范围内酝酿过。
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后，有意识地让林彪多接触一些关于东北边防军出国作战的准备情况，以及来自朝鲜战场的信息。其他中央领导，如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国家副主席高岗、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等人都知道此事。但中央没有正式讨论过这件事，也没有为此作出过正式决定，自然也没有与林彪正式谈过这件事。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陷入被动局面，美军趁机加速向朝鲜北方推进。毛泽东认识到入朝的迫切性，并指示东北边防军加快出兵朝鲜的步伐。
同时，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最后确定主帅人选了。但毛显然已考虑到林彪的身体情况，他并没有直接向林彪下令让他率兵赴朝作战，而是先就出兵朝鲜问题，征求林彪的意见。
毛泽东和林彪确有意见分歧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曾就派兵入朝参战等问题作过一次长谈。长谈中，林彪十分坦率地向毛泽东讲了自己对于派兵入朝作战的不同意见。
林彪是从中国国内情况和军事力量两个方面谈的。
他认为，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工作都未就绪。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三十六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
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若贸然出兵，必然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他的意见是，中国可以派出重兵在东北驻扎，一方面保卫中国边境，另一方面可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支持力量，而朝鲜人民军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转而采取游击战方式，与美国军队继续作战。
林彪所谈的意见是直截了当的，毛泽东也没责怪他。但是，他的意见毛泽东不能接受。此时，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心已下。此后，毛又多次约林长谈，但不谈派他做统帅，谈的主要是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等，目的是做林彪的工作，争取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派兵入朝作战。但是，林彪在毛泽东的面前，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同意派兵赴朝。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做不通林彪的工作，转而就派兵入朝后具体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征求林彪的意见。林彪在这方面倒是积极献计献策，他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提出了一些方案供毛泽东参考。
林彪认为，派兵入朝后，要先打几个大的歼灭战，稳定战场局面；为了打大的歼灭战，就要集中火力，把分散在许多个师的重炮，尽可能集中到打歼灭战的几个师去。
对林彪的这些意见，毛泽东是赞赏的。
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显然，林彪也知道了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其他领导人有让他率兵入朝作战的意图。林彪也不能不在毛泽东面前如实讲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
林彪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对于林彪的身体情况，毛泽东是相信的、了解的。就在谈话当中，毛泽东也看出了林彪身体的虚弱。林彪此时谈这些话的意思，是身体情况不允许他率兵入朝作战，如果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最好另外物色率兵的人选。
林彪究竟有什么病
林彪是不是有病呢？他说的是真话。
林彪年少时身体就不算强健，入黄埔军校后，由于军事训练，身体逐步强壮起来。后来在中央苏区，他也同广大红军战士一样过艰苦的生活，进行激烈的战斗，身体顶了下来。再到后来，红军长征时，他也在艰难的情况下，走了二万五千里。
他身体真正不好，始于平型关战役之后，被国民党哨兵误伤。当时，林彪骑着从日本军队缴获的战马，披着缴获的日本军官的大衣外出，国民党哨兵误以为是敌方人员，喊口令后开枪，枪弹打穿了林彪的肺部。更糟糕的是，子弹擦伤了林彪的脊髓神经，他不得不到苏联治疗。林彪的身体从此极度糟糕。
解放战争期间，林彪回国参加指挥重大战役时，身体情况也十分不好。在东北，他多次发病，但还是咬牙挺了下来。
那段时间，为了对付疾病，林彪自己想出了许多怪办法。一是吃饭十分简单，只吃白菜炖豆腐和土豆炖豆腐两种菜，不吃或很少吃肉食。二是长年不洗澡，因为他怕水。据身边工作人员讲，由于林彪长年不洗澡，他的衬衣穿两天就要换洗。三是不在有水的地方居住，因为他只要听到流水的声音就拉稀。这的确是一种伤了神经后的怪病。不光苏联权威医生很无奈，林彪自己也感到奇怪，但确实没有办法。
林彪的病还不止于此。自从被伤了神经，他就必须经常嗅火柴燃烧的味道，否则便头痛，也会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因此，林彪虽不吸烟，但身边总要预备一些火柴。他平时听汇报、看文件时，经常要划着一根火柴，嗅一嗅火柴燃烧的味道。
除了神经受伤，林彪还有一个重病，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脸色发白，身体立即虚弱下去，浑身出汗，急剧喘息。这时，什么药物、什么办法，都治不了。而他自己却在久病之中摸索出一个办法，那就是“颠车”。
他身边警卫人员回忆了这样的情形：
某次林彪在广东，叶群突然在屋中高喊：“快，林总病了！”随着这一声喊叫，跑来的不是医生，而是专门给林彪配备的一个警卫兼特殊“司机”陈良顺。他也不是跑到林彪卧室去抢救，而是跑到林彪居室西北角的一间空屋子里，那里停放着一辆从部队淘汰卜。来的老式带斗摩托车。这个摩托车被固定在墙边，排气筒伸向屋外。陈良顺跳上摩托，立即发动。
这时，叶群和林彪的一些警卫员一起，扶着身披军大衣，脸色煞白、身体极度虚弱的林彪，坐到摩托车的坐斗里。十分难受的林彪咬牙忍着。陈良顺加大了油门，摩托剧烈地颤抖起来。林彪小声命令：“开猛些！”陈良顺再次加大油门，摩托车颠簸得更猛烈了。
这时，奇迹发生了——林彪的脸上有了血色，咬着的牙松开了，紧闭着的双眼睁开了，重新放出锐利的光芒，全身也有了力量。过了十几分钟，林彪小声说：“好了。”他自己迈出摩托车坐斗，慢慢走回办公室继续办公。
林彪到中央工作后，住在北京毛家湾一号。在这里，给林彪配的车，比别人多了一辆——这就是一辆卡车。在这辆卡车上，安放着一个类似集装箱的东西，里面固定着一张行军床。每当林彪犯病时，他就要在警卫员搀扶下躺上行军床，让司机开出毛家湾，在大街上颠簸。
后来，条件稍微好一些后，上边给林彪配了一辆旧轿车。每当犯病，他就坐上这辆车，让司机开到北京市郊外，在乡间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十几分钟后，才能恢复正常。这是林彪自己摸索出来的“土办法”。
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中央办公厅都了解林彪这一情况，对于林彪这种办法，只要有利于他缓解病情，没什么危险，也是同意的，因为再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能治他的怪病。
林彪在指挥第四野战军参加解放战争时，身体已经同上面所描述的样子差不多了。不过由于刚从苏联治病回来时间不算长，有原来治疗的基础，加上在延安那段时间比较清闲，林彪的身体勉强能顶住。但他在指挥辽沈、平津战役，后来的渡江战役，以及渡江后追歼国民党的紧张工作中，也多次发病。这几次发病，把林彪的精力耗得差不多了。
解放后，林彪受命主持南方军政，事情头绪多，很复杂，处理起来自然很繁重。有一个时期，他睡得很少，连续召开会议，还要召集部队高级干部部署军事，加上不能吃油腻的食物，营养也成了问题，因此身体状况更差了，发病的次数不仅多，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他多次病倒，但在病床上还得处理电文，决定重要事情，这使林彪的身体基本垮了。他与中央的往来电报中，多次谈到自己的身体情况，中央对他也很关心。
那一时期，林彪的身体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么说：只要身边警卫人员和医护人员稍稍疏忽，就有生命危险。他的身体情况与他在东北指挥第四野战军时已经大大不同了，也与他挥师南下平定南中国时大大不同了。
此时，林彪若到朝鲜指挥作战，别说紧张的指挥工作他的身体顶不下来，单是异国他乡生活这一项，他也顶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提出自己身体不行，也是实事求是的，是负责任的做法。他如实向中央讲明身体情况，也是合乎组织原则的。
林彪怪病难治，毛泽东抄诗相送
早在派林彪去东北时，毛泽东就特别注意林的身体情况。林彪主政南方时，毛泽东还特地派医生去为他治病。
由于担心林彪在南方吃不消，毛泽东调林彪到北京工作，一方面在中央参与重大事情决策，更主要的是让林彪有一个好的医治条件。林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委托负责中央高级领导人保健的傅连暲医生前去看望林彪。毛泽东还指示傅连障，让他出面，从上海、北京、天津调来一流的医学专家，专门为林彪治病。为了使这项任务能有个统一的协调，毛还专门派肖华代表中央统一负责。
1953年，专家小组对林彪的神经、心脏、胃肠、泌尿、血液、肝脏、肺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发现林彪确实十分虚弱，但外在的脏器却没有大问题。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怪病，苏联专家也治不好。尽管他们研究了多次，拿出了各种方案，但没有一种是专家们满意的，对林彪的病也没有多大帮助。除了采取一些维护性措施外，专家组只好允许林彪按照他自己发明的减轻病痛的办法去做了。医生们建议，林彪需要长期静养治疗。
医疗小组的意见，通过肖华转告中央，毛泽东很快知道了结果。对林彪的这种状态，毛泽东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但也没有办法，只能让林彪长期休养治疗。为此，他特意给林彪抄写了曹操的诗《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以歌咏志。
林彪的态度：“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
不久，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是否出兵朝鲜这件大事。此时他已物色了另一指挥人选——彭德怀。在1950年10月2日召开的为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商讨出兵援朝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于会议中间赶到。李富春、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要求大家先摆一摆派兵入朝参战的困难。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了，他仍然坚持他当面和毛泽东谈的观点——不宜派兵入朝。他说了各方面的困难后，用一句话总结：“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
在随后的几天会议里，林彪又多次发言，表达同样的意见。由于他的发言有材料、有根据，得到了政治局不少成员的赞成。
对于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态度，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在回忆中有所记述：“他（指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他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但林彪的意见还是被毛泽东否定了。
毛泽东是从国际和中国今后长远战略这个大视角看待出兵朝鲜问题的。他决计必须出兵朝鲜，而且，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的支持，其中包括另一领兵主帅彭德怀。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抗美援朝的决策问题。前一天刚从西安赴京的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听完彭德怀的发言，毛泽东站起来坚定地说：“彭老总说得好！我们出兵参战的困难确实很多，但是，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不能眼看着美国侵略者对其肆行践踏而置之不理；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这样，出兵朝鲜的事情就定下来了。当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这个决定后，林彪也在会上表示服从，并说自己会告诉第四野战军中准备入朝的部队，让他们坚决拥护中央抗美援朝的决定。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准备的时间，出兵时间初定10月15日。”这样，关于由谁率军入朝作战的问题最终确定了。
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央从没有提起林彪不同意出兵朝鲜，以及他因病不能带兵入朝的问题，更没有提起他与毛泽东曾有过的意见分歧。因为在中央看来，这些都是正常的，并没有违反党内原则。
林彪从头到尾都不赞成打，毛泽东并未表示不满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出兵朝鲜问题上，党内有许多同志与林彪的看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林彪不赞成中国出兵朝鲜的意见，大概是他从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就形成了，是他固定的看法。而且，林彪一旦形成自己的看法，是不轻易改变的。
据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军武回忆，1950年9月初，他从平壤回到北京后，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通知，说林彪要见他，了解朝鲜方面的情况。柴军武马上去林彪住处汇报。
此前，柴军武已经向林彪汇报过朝鲜方面的情况，这是第二次汇报，需要谈新情况。林彪听完汇报，问柴军武：“他们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显然，“他们”是指朝鲜人民军及其领导人。
柴军武回答：“我不能确切地讲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
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林彪问这个话，实际上是自言自语，或者说，他在谈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柴军武是不能回答的。林彪也理解柴军武，谈话就此结束了。
当时，党内有许多同志与林彪意见相同。毛泽东本人也回忆过当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并且认为是正常的。
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来访的金日成会谈时，提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上意见分歧因而犹豫不决的情况，他说：“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翻”，就是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意见不统一，翻来覆去争论的情况。
就是坚决主张出兵朝鲜的毛泽东等人，在做出这个决策时，也经过了反复思考、多次犹豫的过程。聂荣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苦心的。”
胡耀邦也在回忆中谈道：毛泽东在思考是否出兵朝鲜时，“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入朝参战军队提供援助问题与斯大林谈判。
谈判中，林彪对苏联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抗美援朝的决心，并且在基本战略、需要的武器等方面，与苏方谈得很具体。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回京，林彪留苏治病。此后，毛泽东仍安排林彪在军队里担任重要职务，并没有表示出对林彪的失望和不满。
在林彪问题上，黄克诚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中央也尊重了黄克诚的意见。
1985年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正在编纂，解放军总政治部百科全书编辑室将“林彪”条目释文送黄克诚审查，释文中讲到林彪在抗美援朝前夕不赞成出兵的错误。
黄克诚就此事谈道：“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他还说：“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问题都写，‘林彪’这一条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
在研究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学习黄克诚的实事求是精神。
（作者系文史学者、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
2023-11-04 01:5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