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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打工梦

正文: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他们的所有青春,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原地踏步的群体

  东莞南城步行街坐落于新城区中心。冬日,这里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饰安静地陈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广告里,女人裸露出曲线,男人西装革履,卖弄着欲望与格调。步行街的对面,硕大烟囱兀然耸立,滚滚浓烟扶摇直上。错乱的时空感。

  偶尔,36岁的吕莲娟会来这里走走,看着模特身上的时髦服装,有时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样。但也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块钱在地摊上淘来的,已伴随她度过3个寒冬。

  她来东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东莞南城一家电子厂的无尘室里,日复一日地擦拭电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岁月。

  吕莲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二十余年,他们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他们聚集在城镇,提供着最低价的服务;他们建造起城市的一砖一瓦;他们进入工厂,推动工业化工程,实现着中国的崛起梦。

  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出卖着最廉价的劳动,生产各式产品:从玩具、服装、运动鞋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甚至波音飞机、空中客车的零部件。“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充斥全球市场每一个角落。

  过去10年,“中国模式”开始被讨论、被总结、被欢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国举办豪华的奥运会,向世人展现其高大的身躯。2009年,《福布斯》文章称,廉价产品为中国积累了2万亿美元,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全球收购行为,令世界惊呼:“中国太有钱了!”

  过去10年,这个群体始终伴随着耸人听闻的故事:切指断臂、 跳楼讨薪……不断刷新人们对生活的想象,被关注、被同情;被窥视,被消费。

  “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对于吕莲娟来说,10年来,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从广西桂林的乡村出发,来到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推动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10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吕莲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潡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在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下潡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梦想。

  生活的艰辛在于,满是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队都要到村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幸运——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谭大哥掏出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孙大叔因为操着和打架者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2003年3月17日晚,一名大学生走在广州街头,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市黄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脚踢拳打、肘击棍捅,3天后,死于救治站。

  大学生的墓志铭写着: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艰难涨薪

  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农民工选择在家务农,不愿回到工厂,不愿继续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加班114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有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好景不长。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她想起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2023-11-06 0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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