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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装下十四家的十年

正文:

 车换生将拉板车的绳套到肩上,双手捧到嘴前,在手心狠狠地啐了口唾沫,“啊”的一声压下车把,把两千五百多斤的药材使劲往前拉。在三公里外的市场卸完货,他拿到两块钱。很快,人们都围过来看,车换生把皱巴巴的两块钱不断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再装进去,装进去再掏出来。围上来的人里,有的已经十天没揽到活儿了。

  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默默地观察着这个甘肃岷县农民,他偶尔举起相机,又时常低下头在纸上写些什么。

  这个人是陈庆港,目前供职于《浙江日报》。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陈庆港每年辗转在中西部,跟踪十四户农民,如今他出版了一部名为《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的书。

  十四户人家,都处在中国中西部最贫穷的地方。十年间,陈庆港每年循着“一条最经济最节省的路线”来到这十四家。他以杭州为起点,坐飞机到太原,然后租车去临汾,过黄河就是陕西了,再从西安坐火车到达甘肃,从甘肃宕昌翻过腊子口,一路往南经过四川进入云南,然后就是贵州,从贵州再回到昆明,从昆明飞回杭州。

  “每次去这十四户人家,基本上可以坐遍目前中国大地上正在使用着的所有类型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大巴、中巴、牛车、马车、人力车,再骑马、步行……雪后进村最狼狈,乡间小路泥泞,走上个几小时也不稀奇。”他说。

  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此举一上路就是十年。如果非要说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他说:“是1998年在陕北一个村庄采风,拍了一组学校条件很差、村民很穷的照片。”那也是他第一次目击贫困,“那种贫困用语言很难描述得出来。在这之前我没见过那么穷的地方和那么穷的人。当时我就像是被人一拳重重打在脸上。”

  后来这组照片在南京办了展览。展览很成功,那个村得到了社会上的帮助。

  展览后数百封信飞向陈庆港,大部分信都有同一个主题——希望陈庆港到他们那里看看,帮助那里的孩子筹点学费。

  陈庆港给民政部写信,希望得到一份当年中国贫困县的资料,没想到,他很快就收到了资料。“我选了一些地方,一开始几十家,上百户地跑。跑不过来呀,我的精力、实力只能让我老老实实地完成十四家。”

  他把他的MSN签名改成了“在路上”,十年间未曾变过。

  2000年,陈庆港到了甘肃宕昌县的毛羽山乡邓家村,六十一岁的郭翠霞老太拉着他说家里的屋子快塌了,要他去看一看。“她坚信我是政府派来的。看着她祈望的眼神,我就去了她家,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土坯房,破败不堪。我一时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记录着,车换生夫妻俩靠卖豆粉过活,那是个累死人的活儿,赚钱很少很少。车换生的老婆曾经把裤腿卷起来让看她腿上的伤疤,那是以前讨饭时被狗咬的。车换生拉架子车,才挣两块钱,还不是天天能挣到,比乞讨苦多了,但他还是干。“我觉得只要能靠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都不会主动选择乞讨。”

  车换生家里只有一亩地,地里收的粮食勉强够全家三个月的口粮。因为碗不够,所以每次吃饭时总是女人看着爷儿仨先吃,等他们吃完后她再吃。

  十年里,陈庆港记录下的十四户人家的粮食是洋芋、苞米。偶尔有细粮,面条,苞米饭,算是招待陈庆港。单调寡淡的食物时常让陈庆港“罪恶地”想着快点结束采访,好到县里打顿牙祭。“我一天两天吃洋芋没有问题,实在咽不下,暂时的饥饿也可以忍,但他们大半辈子都陷入这样的情境。”

  在许多地方,陈庆港发现化肥袋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被村民开发成了被子、衣服、蚊帐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被子,化肥袋子里面胡乱塞点东西,缝起来就成了被子,因为太硬不贴身,睡觉时上面还得再压点东西。”

  和十四户人家处熟了,陈庆港也跟他们说城里的高房价。“其实村里人挺朴实的,不会去奢望城里人的生活,他们从内心认定无论是房子、车子还是别的,那是你们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无关。”

  陈庆港时常接到他们的电话,很多时候只是简单地说一声,“叔,我在×××打工呢。”

  有红白事的,有时也给陈庆港打个电话通知一下,他们把陈庆港当成了家人。

  每一年,每一户都会对陈庆港说,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在自己的博客里,陈庆港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话——“摄影是通向真实的方式而不是结果,它丈量着世界的广度和内心的深渊。”

  他的摄影全部采用了黑白底色,有同行说这样的处理“去除一切噪音,直截了当,将事实如数奉上”。有人评价“陈庆港用文字和图片铸就了一颗生铁秤砣,四两拨千斤……让那根标示财富的秤杆不致翘得过高,一直戳到天上去。”“捧着这册书,就像捧着一颗跳动的心脏。”

  如今,每次乘坐在向西航行的飞机上,他都会想,云层下,那绵绵无际的高原上又增加了多少财富,又有多少笑脸在迎接着朝霞……

  在杭州,他跟人说:“洋芋花开赛牡丹。”

2023-11-06 04: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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