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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听到隔壁房间有动静，那是我母亲，夜里醒了胃不舒服在呻吟。因为贲门肿瘤，切除了部分胃，她只能垫高上半身睡觉，胃也经常不舒服，夜里总睡不好。肿瘤发生了肺转移，我所在的城市有更好的放疗设备，所以虽然家人有点犹豫，我还是决定把她接过来搏一把。我去看母亲，她冲我摆摆手，说自己能处理，一生坚韧的她依然习惯隐藏脆弱和痛苦。的确，守在病床边我什么也做不了，感觉越来越无力和揪心。这时，入睡一个多小时的女儿忽然惊醒，大哭大闹起来。我只好去安抚她，她闭着眼睛在我怀里挣扎。我知道她明天什么也不会记得，这叫夜惊，儿童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好，白天有情绪刺激晚上就会反映出来。孩子六七岁时我把她从老家接回来，她曾经闹过一段夜惊，后来慢慢好了，现在又开始了，像是要把白天压抑的不安一股脑发泄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生病到去世的两年时间，疾病，就像一层阴云笼罩在家庭之上。至亲的病痛和离去，成年人要面对痛苦、面对失去，面对恐惧，孩子也同样如此。
女儿是姥姥带大的，从出生到六岁基本上朝夕相伴。在生活最拮据、工作最忙的时候，我还曾经把孩子放在老家，让姥姥姥爷照看了一整年。
孩子小学入学时我下定决心辞职，把孩子接回身边，让母亲能放下担子好好享受退休生活。没想到三个月后她就查出了肿瘤，那时候情况还不严重，她还能笑着说：“你看我就是闲不住，一闲下来就生病。”母亲在老家动的手术，我带孩子一起回去，和家人轮流做术后护理，孩子没人管，主要是自己学习自己玩。
有一天在医院，姥爷打电话给我：“孩子整个脖子和脸都肿了一圈。”等我赶回家，孩子傻呵呵地跟我说：“妈妈，你看我胖了。”我带她去附近医院看了大夫，原来是湿疹爆发引起的红肿。这轮湿疹折腾了一个多星期，等母亲出院她还没好。当时没有精力多想，后来儿科大夫跟我说，湿疹和情绪有关，过敏体质的人，情绪压抑可能也会引起湿疹爆发。所以说，当时孩子还是有压力的。
母亲手术后状况还算平稳，生活也能自理。我带孩子回家，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每周都和姥姥姥爷视频通话。不过慢慢的，我发现孩子不是很愿意和姥姥通电话，视频也有点敷衍，我提起姥姥的话题，她也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几次之后，我会有点怨言：“姥姥照顾了你六年，你就是报恩也该多通话，哄姥姥开心。她跟我说实话：”我知道姥姥生了很严重的病，我不愿意去想让我不高兴的事。“那一刻我不禁觉得，小孩真是一种天性趋利避害的生物啊。可逃避不也是人之常情吗？成人都不愿面对，孩子又能如何承受呢？
据说一位瑞士心理学家在一本名叫《死亡与濒死》的书中提出，人们面对亲近的人死亡或即将死亡的消息时，典型心理反应模式会分五个阶段。从否认到愤怒，从纠结到抑郁，再到最终接受。我想我和孩子那时候都处于第一阶段。我骗自己疾病已经被治愈，她则直接拒绝面对这件事情本身。
那段时间每次回老家，孩子见到姥姥还是会欢蹦乱跳，各种撒娇邀宠，逗得老人开心。但夜深人静时，她也会叨念：”姥姥会不会死？妈妈会不会死？“然后忽然痛哭：”妈妈不能死，那样我就再也看不到妈妈了，宁愿自己死了，也不让妈妈死。“在我轮番保证不会死后，孩子还是无法平静。我万般无奈只好剪掉自己的一缕头发，让她收好：”妈妈如果真死了，就用头发克隆一个妈妈。“她很怀疑克隆妈妈还记不记得她，我只好拿动画片里的情节继续忽悠：”那时候科技发达，记忆可以复制到电脑里，再下载给克隆妈妈就行了。“她终于放心安然睡去。我觉得那时候，她还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什么，所有的担心焦虑都是害怕分离。
命运作弄，一年后母亲胃部肿瘤转移到了肺。家里的医院建议姑息治疗，我却不愿意放弃，谁要平静地走入那个良夜？我带母亲来我这进行了三个月的治疗。放疗的剂量控制得很好，指向也很精准，治疗副作用并不大。母亲性格坚毅，治疗间隙在家依然坚持自己买菜，给孩子做她最喜欢的糖醋排骨和酱猪蹄。老人看不惯孩子挑食剩饭，女儿就乖乖地被姥姥盯着吃饭，努力大口大口吃。病中母亲异常消瘦，她会说自己瘦成一副骨头，出门都会吓着孩子。这时候女儿就会跑去蹭蹭姥姥，甚至试图坐她膝上，不过姥姥已经承受不了她的体重了，只能亲昵地搂一搂。
孩子就是从那时候起，又开始夜惊。因为消化功能衰弱和肿瘤的侵蚀，母亲的身体持续变差，有时候胃太难受，就一边打嗝一边呻吟。孩子在另一个房间一声不吭地做作业，但心是悬着的。亲人骤然离世和被病痛长期折磨，给人的感受很不一样，前者像是心上被捅一刀，后者就是钝刀割肉，眼看生命逐步凋零，痛着，无力着。孩子毕竟隔了一层，我也经常想方设法活跃家庭气氛，所以白天还好，但到了夜里，孩子的不安依然会爆发出来，变成夜惊。
三个月治疗后，母亲肺部的肿瘤的体积缩小了一半，我们都很开心。我带着她和孩子一起回了老家过春节，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团圆年。三个月后，我接到姐姐的消息，母亲情况不好，送到医院，大夫说已经出现了晚期肿瘤病人的恶液质。我带着孩子赶紧回老家，最后照顾了母亲两周。那时候她神志已经不太清醒，不过看到小孙女出现的时候，眼睛里亮起了光。那可能是她眼里最后的光，之后直到到最后离开她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
母亲死于代谢功能衰弱引起的极度营养不良和肺部感染，我觉得她活着的每一刻都没有想到过放弃，也没想过告别。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来了很多人，女儿跟着我一起看了姥姥最后一眼。她大哭了起来，后来有一位姨奶奶专门表扬她表现好，但她却在灵车上小声说”妈妈，我不是难过哭的，我是吓哭的“。八岁的她，第一次直面死亡，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都没学会告别，也没学会跟死亡打招呼。
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有创伤，是因为朋友提醒，我一直穿粉粉嫩嫩的衣服，仿佛想回到幼时寻找母亲的爱。我的确想念她，经常梦见她。夜深人静时候，我会忍不住复盘。如果更早一点陪她去一个更好的医院做胃镜，能不能在早期就发现癌细胞。如果让她来我在的城市做手术和术后放疗，疗效会不会更好。如果发现转移后，干脆保守治疗，她最后一程会不会走得更好一些。
不光是思念，也有恐惧。穿得粉嫩也许是在通过外表的年轻化拒绝衰老和死亡。在母亲去世后的一年中，我胖了七八斤，这和岁数有关，但更多是我忘不掉母亲离世时骨瘦如柴的样子，潜意识里觉得胖一点就离死亡远一点。
第二年春节我又带着女儿回了老家，孩子一直不太愿意进姥姥和姥爷的房间，可能是因为那里有姥姥的牌位。她还是不太能接受死亡让一个亲人消失不见。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一条隧道通往姥姥的房间，姥姥在隧道的那边招手，她没有过去。我做了一个相反的梦，母亲往一条隧道的那一边走，我怎么也追不上她。我感觉到了两个梦的死亡意向，孩子拒绝死亡，我想挽留生命而不得。
2020年的春节，在思考死亡这个问题的一定不止我们两人。新冠病毒突如其来，有人死去，有人和病毒抢夺生命，有人成功，有人失败。而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将被永远铭记。群体同仇敌忾的悲壮感，也许能消弭个体的恐惧，当恐惧的人不再孤独，似乎就能够彼此支持着走出来。
居家的日子，我下载了朋友推荐的电影《寻梦环游记》，告诉孩子，如果你想留住谁，就永远不要忘记她。相应的，只要这世上有人记得你，你就永远能以另外的形式活着。
疫情期间虽然不能走太远，我们还是经常户外活动。在小区里，小朋友招猫逗狗，看花养蚕。我陪着她一起投入地玩，也感受到了久违的乐趣。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从之前的情绪中慢慢走了出来。与其感叹失去，畏惧死亡，不如好好享受现在拥有的东西，比如蓝天白云，比如旭日春花。世界如此美好，焦虑没完没了，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小朋友会跟我历数小区里白猫的谱系，小白生了雪球，雪球生了小异瞳和小黑，雪球还生了黄球和双色球。我问怎么没看到小异瞳呢，她很平静地说”它去喵星了“。四季有枯荣，生命也是如此。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疫情缓解了。清明，我们一起去给母亲上坟。母亲的祭日就在清明前。一年一祭免了我们一次奔波。父亲烧了写给妻子的祭文，我和母亲聊了一下最近的生活，调侃如果她还在肯定要因为疫情来回折腾、各种囤积。小朋友向姥姥汇报了学习成绩，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去附近的油菜花田里捉虫子去了。临走前，她跑了回来，说：”姥姥再见，明年春天我们再来看你。“
2023-11-06 18:2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