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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她梳着两条小辫子，乌黑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如同天上的星星，皮肤白净，喜欢唱歌跳舞，非常活跃，是真真切切的校花。她家就住在城镇的街道上，经济条件也好，就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天使。对于从偏远山村来读书的我而言，她就是白天鹅，可望而不可即。那时，本来班上的女生就少，所以我与她很少搭话。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珍初中毕业后没有上高中。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是到外乡镇的中学上的，因此，我与珍就更没有什么联系了。
1976年我高中毕业，那个时候要继续升学是要参加两年生产劳动，才有机会被推荐的，像我这种家境贫寒的人来说，继续升学，连想都不敢想。我自感前途暗淡，就与邻居一位老伯到深山老林中烧炭，经常默念着白居易的《卖炭翁》。直到1977年，才匆匆忙忙赶回家，没复习就直接参加高考了，结果当然是名落孙山。恰好，村里的学校办起了小学附设初中班，缺乏教师。因此，我就到学校当民办教师。
珍虽然没上高中，但是家庭条件优越，她在1975年被推荐读“社来社去”中师，刚好在1977年秋毕业分配到我村里的学校。因此，我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这个时候，她已经是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外表的秀气加上知识涵养，气质相当好。
我们在课余时间经常一起家访，督促学生在家做好早晚自习，也经常在乡间小路上散步，坐在溪边听蛙叫、看游鱼，甚至还在晚上一同走了十几里路到邻县的小山村看电影。记得当时播放的是《红楼梦》，唱词正是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她当时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情感动人，但太过于悲切。”她说：“但愿我们此生不要留下遗憾啊！”
当时有人在暗中议论，说我们在谈恋爱。其实，我们仅仅是彼此心中有好感罢了。我对她是不敢高攀的，因为她是正式员工，家庭条件又好，人又长得漂亮。我呢，仅仅是个临时工，家庭贫困，由于经常要参加生产队劳动，风吹日晒，黑不溜秋的，实在是自惭形秽。再说，她还大我两岁，我只能把她当作姐姐来看待。
她经常鼓励我要树立信心，考上大中专院校，并且借了很多书让我复习，时常陪在我身边与我一起探讨问题。学校的一些同事还开玩笑说，白天鹅看上呆子了。她笑着说“好歹进士骨”（闽南话：将来会有出息）。一来二去，我们真的相恋了，一天没看到对方，心里就不好受，可是，谁都不愿意先开口，谁都没有勇气把爱说出来。
1978年，由于我参加高考前吃了变质的食物，导致上吐下泻，影响了考试，这一年同样没能考上。年底，父母逼着我去相亲，刚开始我是不肯去的。可是父亲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着谁，但是你配得上人家吗？”我说自己还要参加高考，可是父母说：“人家命格好，你呢，恐怕是命不好，否则也不会出现考试中途生病的事，再考也不一定能考上。”又说：“我们都老了，你在农村找个诚实、勤俭的姑娘成家，我们也了却一桩心愿。”禁不住父母的唠叨，我就抱着相亲也不一定能成的心理去看一看，没承想这个姑娘居然同意了，因此，就定下了亲事。
当珍知道我定了亲，顿时泪流满面，几天几夜都吃不下、睡不好，任谁劝也止不住眼泪。她对我说：“相处了这么久，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只能是默默无言，跟着流泪。
1979年，我考上了中专，成绩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体检时血压偏高，临时被迫改了志愿，就读师范学校。到城镇乘车去师范学校的当天，珍还是到车站来送我。可是，她眼里充满了忧郁。我读了两年的普师。两年中，我们互通了几十封信，她一直鼓励我要专心读书，还先后寄给我几十元钱，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对她讲。
1981年，普师毕业后，我回乡参加工作，分配到中心小学。珍也在这一年调到中心小学。我们又在工作上互相勉励，也时常一起散步。有时候，珍到我宿舍来，一坐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偷偷地问我：“你能退了亲吗，我们在一起行吗？”我这个人却是很保守的，对她说：“退掉亲事，不是要让另一个人伤心吗，不是让我这一辈子要给人戳脊梁骨吗？”我们此生算是有缘无分了。
这年底，我与未婚妻结了婚，都不敢面对珍那种欲说还休的幽怨眼神。第二年，她托人调到县城小学去了，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再后来，她嫁给了一直追求她的当年“社来社去”中师班的班长。从此，我们的联系就少了。
过了几年，我参加成人高考，考进了干部学院，脱产带薪读了几年的书。毕业后又被重新分配到本镇的中学教书。我们中学教育质量一直很好，很多的外乡镇、外县市的学子都来我们中学就读。十多年后，珍的女儿也转学到我校，我此时只有对她的女儿悉心教导，以报答她对我的情谊。我们之间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只能埋在心底，只能祝福彼此安好。
我对珍的这段感情和愧疚几十年来始终无法释怀，也将成为心灵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伤感。
2023-11-06 18:2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