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96 年，杨振宁到华中科技大学演讲，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于1957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他立即插了一句：“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在获诺贝尔奖时他是中国人，这是他永远感到自豪的地方；同时他也殷切希望人们千万不能忘记这件事。
青年时期的杨振宁像留学的众多中国学者一样，原准备在美国学成以后即回国工作，报效祖国。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下令，所有获得博士学位以上的华裔理工博士一律不准返回中国，于是杨振宁的回国问题就一时无法实现。到了后来，由于研究工作的深入，他逐渐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加之娶妻生子，就有了把家安在美国的想法。但对于加入美国籍，他一直痛苦地斗争着，不愿轻易作出这个决定。
虽然杨振宁的归意逐渐隐去，但他和家庭的关系仍是非常紧密的。他曾经对传记作家江才健说，他从小成长在一个非常稳定而有着丰富感情的家庭环境里，这对于他的人生观、对于他做人的态度，都产生了积极正面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深受中国传统人伦观念影响，而这种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对于他后来面对不同文化和环境的挑战，也带来一个强大的稳定作用。
1949年5月2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5个月，上海解放了，这时杨振宁还在芝加哥大学，正是想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去的时候，这时他当然十分挂牵上海的家人。犹豫了好几天之后，他给父母发了一封问平安的电报。使他万分惊喜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父母的回电，回电只有“平安”两个字。这给杨振宁带来了极大的欣慰。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这个经历鼓舞着我，在随后的岁月中对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在中美和解的迹象一经显露我就当机立断决定访问中国这件事。
此后由于冷战延续，中美完全隔绝。在这期间，杨振宁还算比较幸运，能经常和家中有信息往来。但是不能亲自回家看望日渐衰老的父母，总是他心头巨大的隐痛。
1957年夏天，杨振宁要到日内瓦工作几个月，这时他虽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已经成了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而且获奖呼声很高。杨振宁抱着试探的心情，给上海家中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将会带着妻子杜致礼和长子杨光诺到日内瓦，希望父亲杨武之能够到日内瓦来团聚，见见从未谋面的媳妇和孙子。幸运的是，杨武之很快就获准到日内瓦团聚。杨武之还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看望了还在服刑且从未见过面的亲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给女儿写了一封家书，托杨武之带去。6月中旬，杨武之到达日内瓦。
这一次团聚，给父子两人带来了极大的欢悦。在共同生活的两个半月中，杨武之开始因为身体不好，有一个星期住在医院里。他的身体从任教西南联大后期就一直不大好，不过这一次倒是很快就痊愈出院了。在这期间，祖父带着小孙子常常到美丽如画的公园散步，其心情之舒畅可想而知。而且那时，虽然国内正开始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但国家总体上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所以只要有空闲时间，杨武之就会向杨振宁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气象和新事物，还带着杨振宁到日内瓦中国领事馆看新闻纪录影片《厦门大桥》，看到了建造这座大桥时所克服的不能想象的困难。
后来妹妹杨振玉在回忆中写道：“欢聚的时刻就要过去了，大哥买了一盆终年盛开的非洲紫罗兰，专门照了相，并在相本上写上‘永开的花是团圆的象征。父亲临别时写了两句话给大哥、致礼留念：’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8月底，杨武之返回上海。
1960年春天，杨武之和妻子罗孟华一起，经苏联、捷克到瑞士日内瓦再度同杨振宁见面，这次弟弟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当时中国正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全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回国后曾对国内的几个孩子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作研究？但是他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我要介绍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现在中国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杨振宁的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她不像杨武之那样复杂多虑，她直截了当地把近几年买菜买粮食等的实际情况告诉杨振宁。杨武之听了，回到上海给孩子们说：“我听了你母亲介绍上海的社会生活给你们大哥听，我非常矛盾，一来你母亲接触的是实际生活，她说的都是事实，但你们母亲没有从长远看问题，二来可惜的是我不能把我对中国前途的预测完整地说给振宁，并且说服他同我看法一致。”
1962年，杨武之夫妇再次到日内瓦与杨振宁、杨振平相聚。这次，数学大师陈省身也专程随他们到日内瓦看望昔日的老师和师母。这时，国内正处于所谓“自然灾害”余波的后患之中，营养不良的浮肿病全国泛滥，日常用品如钉子、肥皂、火柴都有如稀世珍宝。杨振宁的母亲主持家务，一天三顿饭得由她操办，她的痛苦感受当然比杨武之更强烈而具体入微。因此罗孟华反对杨振宁回国，她说，振宁回国别说得不到诺贝尔奖，恐怕还会受到政治上的冲击。杨武之面对当时国内的现实，不能不认为罗孟华说得有道理，但他又想到对周总理的承诺，一是劝杨振宁不要去中国台湾（这点看来可以做到），二是劝他在时机成熟时回到中国大陆（这一点恐怕很难实现了），因此心中甚感内疚。
杨振宁后来回忆：
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很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是错误的价值标准。”这一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1997年，杨振宁的父母都已去世，他又一次回忆起在日内瓦3次与父亲、2次与母亲见面的情景：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弗洛瑞莎路，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杨振平两次都到日内瓦与父亲和母亲见了面，当然也参与了父亲、母亲与哥哥的交谈，他后来在回忆中谈起了这些谈话的情形。他写道：“当时中国需要科学人才，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作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矛盾，他和大哥曾经有多次辩论。终于父亲没能说服大哥。”
1964年春天，杨振宁终于决定加入美国国籍，这是他在十多年痛苦思考后作的痛苦决定。1982年，在加入美国国籍已经18年之后，杨振宁仍然心情沉重地写道：
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有同类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64年底，杨振宁又一次到香港讲学，他写信到上海，希望和家人在香港团聚。这一次团聚，是真正的大团聚，不仅父母亲来了，而且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弟弟振汉和妹妹振玉也都到香港来了。这真是一次欢快的团聚。
我们也许会记得，那一年的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因此国际上政治气氛颇有几分紧张。在杨振宁他们住的百乐酒店房间隔壁，就住着两个英国的保安人员，说是保护杨振宁，实则是怕杨振宁回到中国。在家人团聚于香港期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曾经多次打电话给杨振宁，说如果他的双亲和弟妹们要到美国去，领事馆可以立即为他们办理好一切手续，然而，杨振宁总是一口拒绝，并且吿诉他们：父母亲和弟妹们都要回上海去。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杨振宁随即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从10月份开始，杨武之的工资被复旦大学造反派冻结封存，不准领取，全家仅靠三弟振汉一个人在上海柴油机厂微薄的工资度日，其艰难可想而知。再加上老五振复生病住院，更使得一家生活“屋漏更遭连阴雨”。杨武之只好隔一个月或两三个月到外滩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支票，从杨振宁在瑞士一家银行的存款中取出一些钱，帮助家中渡过难关。而杨振宁也只能通过父亲在支票上的签字，知道父亲仍然健在。
1970年国庆节，有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天安门：毛泽东邀请着名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一起上天安门观看检阅。当时斯诺夫妇正在中国访问。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与这位经历丰富的记者及其夫人在一起的照片。斯诺照片的说明文字是“美国友好人士”。在报纸第一版右上角毛泽东语录的专用长方形的方框里，是一条醒目的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后来，毛泽东与这位美国左翼记者在中南海共进早餐的时候对斯诺说：尼克松先生无论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中国来，都会受到欢迎。此后，毛泽东立即着手准备接待美国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这些背后的运作，杨武之当然不十分清楚，但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消息，他仍然感到了一丝暖意。恰好这年夏天，杨振宁给家人写了一封信，杨武之居然收到了。信中杨振宁说他在12月将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希望父母和弟妹都来香港团聚，重温1964年那次美好的日子。那时中国国内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申办护照的困难非今日所能想象。最后虽然批准他们全家到香港去，但杨武之经过一番劳累，竟病倒进了医院，无法成行。最后是老三振汉与母亲到香港与杨振宁一起度过了春节，老二振平也从美国赶来一起欢聚。杨武之只好在上海由女儿振玉陪伴；后来杨武之在医院里病情好转，杨振宁得知后心中十分欣慰。更令杨振宁欣慰的是，他发现美国的政治气氛已经在发生变化，上台不久的尼克松总统已经开始调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对中国隔离封锁的政策有了松动。杨武之和杨振宁心中都为这种可喜的变化感到欣慰，杨振宁更相信，不久他也许可以实现他的回国省亲梦了。
加入美国籍使杨振宁此后内心总有一份内疚和苦痛。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楚：1996年杨振宁到我任职的华中科技大学演讲，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他立即插了一句“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那意思分明是说，在获诺贝尔奖时他是中国人，这是他永远感到自豪的地方；同时他也殷切希望人们千万不能忘记这件事。当时在场的学生、教师立即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本来那次我想送一本我主编的《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给杨振宁，但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不敢送了，因为在附录“获奖者国籍统计”一栏中，我将杨振宁教授放到美国栏中了。
（摘自商务印书馆《杨振宁传》 作者：杨建邺）
2023-11-06 18:4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