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十月的时候，朝中发生了一件挺大的事情:两位宰相双双被降职，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张齐贤则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洛阳。说起缘由，实在有点不光彩，竟是因为这两位堂堂宰相争娶一位寡妇而起。
这位寡妇，是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薛惟吉之父是宋太祖时期的宰相薛居正，薛居正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的主编。
这位才子娶了个“妒悍”的妻子，没给他生儿子，也不准他接近婢妾，结果只得收养惟吉为假子。薛居正对惟吉十分溺爱，使得惟吉变成了一个整天跟问题少年们混在一起摔跤踢球、纵酒玩乐的不肖子弟。
薛居正死后，宋太宗亲自吊唁，特意问:“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薛惟吉在旁边“惧赧不敢起”，由此改过自新，“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所至有能声”。但他跟父亲一样，御家无法，结果死后家里便闹出沸沸扬扬的“寡妇门”事件来。
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年纪轻轻做了寡妇，又没有儿子，而且平时就跟薛惟吉的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她就想改嫁。柴氏择定的人选是当时著名的大肚宰相张齐贤，这位相爷“体质丰大，饮食过人”，特别喜欢吃肥猪肉，每顿都要吃好几斤。
他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约，还派人派车来接她。这一来薛安上不干了，一状告到开封府，说后母要卷走祖父、父亲两代累积的大笔家产。开封府一听涉案的包括宰相，不敢自作主张，赶紧汇报宋真宗。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闹大，就派有关部门悄悄审问柴氏，哪知柴氏的说法与薛安上的状词大相径庭。不得已，真宗只好把这事下发御史台审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柴氏抛头露面，击登闻鼓反告一状，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价买下薛家旧宅，又曾向自己求婚，自己没答应，向宰相恼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诬告自己。此前因为薛安上兄弟素来不成器，真宗曾下诏不许他们卖掉父祖的产业。
既然向敏中卷了进来，真宗只得质问他。向敏中承认确实花了钱500万买薛氏宅第，最近确实也遭遇丧妻，但并没有再婚的想法，更没有向柴氏求婚。向敏中买薛氏旧宅，显然属于违诏，但真宗想息事宁人，不打算深究。哪知柴氏不肯罢休，又击鼓提出诉讼，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台审理。
这一问不要紧，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盐铁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这时也跳出来揭发，说向敏中最近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约已定而未纳采”。真宗询问王氏，得知确有此事，就对向敏中很不满，把他找来当面批评，说他不诚实，明明私下里紧锣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居然骗皇帝说没有这种想法-在真宗想来，向敏中说他并没有向柴氏求婚，这说法恐怕也靠不住。
但另一方面，张齐贤也并没有打成如意算盘，御史台调查发现，柴氏的状词原来是张齐贤之子、时任太子中舍的张宗诲教她写的，张齐贤显然脱不了干系。进一步审问柴氏的心腹仆人，还发现她埋藏了金贝财宝约两万缗（一缗即一贯）。
不久，经真宗亲自过问，审理结果出来了: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张宗诲被贬为海州别驾；薛安上因为违诏卖房宅，被判笞刑，卖掉的房宅让他们赎了回去，还吩咐御史台、开封府以后随时监督。对宰相的处理意见须以真宗的名义出一份制书，偏巧起草制书的翰林院学士宋白跟向敏中也有点旧怨-他曾跟向敏中借十锭银子，而向敏中没借。
于是，宋白起草的制书下笔就很严厉，有“对朕食言，为臣自昧”之语，向敏中“读制泣下”。 至于柴氏，自然也没办法如愿嫁给张齐贤。她还被罚款铜八斤，并且赎回薛氏旧宅的钱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贝，可谓“赔了丈夫又折金”。不知道柴氏究竟还有别的什么优点打动了两位宰相，但很显然，他们争着娶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有钱。理学家程颐就毫不客气地说，两位宰相争娶一妻，无非“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说明：这位寡妇柴氏究竟多有钱呢？从延伸阅读文章中考证可知：熙宁五年(1072年)，出卖京师（汴梁，今开封）等地官方淤田（经过灌淤改造的良田），第一等的赤淤地每亩3贯至2贯500文；开封房屋租赁比之相当贵，超过外郡，天禧元年店宅务租赁价为每间每天平均164文，每月4贯491文。以上以土地价和房屋租赁为参照物，可知仅柴氏埋藏的2万贯“私房钱”就足以购买6666亩良田了。
延伸阅读:宋代物价考察 作者:程民生 原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有商品就有价格。商品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反映着供需关系状况，可视为社会经济的晴雨表。研究宋代物价，有利于了解宋代商品化程度，商品生产和消费状况，有利于了解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不同阶层的家庭生活水平。由于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客观考察①，本文则侧重于考证具体商品的具体价格，也为其他断代史研究提供了物价对比的参照。
物价有着明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差距很大，必须根据史料对此予以正确的反映。同时也要排除极端情况的干扰，例如战争、灾荒等特殊时期和个别特殊地点的某些物价，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宋代商品几乎无所不包，难以一一列举，只能就主要商品和劳动力价格做一考察。宋人混用的贯、千、缗等量词，本文在论述中统一为贯。
一、土地
宋代所有商品中，土地恐怕是最主要的大宗商品。受自然条件限制，土地的肥沃与否，水利设施及地理位置的便利与否，直接决定着其价格。同时，当地人口密度、阶级关系等社会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北方地区土地价格史料不多。京西路巩县因建造永定陵占地48顷，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估价钱70万即700贯，每亩平均388文。熙宁五年(1072年)，出卖京师等地的官方淤田，分为两等4级:第一等的赤淤地每亩3贯至2贯500文，第二等的花淤地每亩2贯500文至2贯。淤田是经过灌淤改造的良田，此价可视为当地良田之价。河东绛州正平县的南董村，每亩地价原值2至3贯，经过熙宁时的灌淤改良，增产4倍，地价也一跃增长3倍，每亩达到6至9贯。这是目前知道的北方地价确切数字中的最高价。治平末年，陕西中上等良田每亩不超过2贯。同州沙苑拥有官牧地9000顷，其中良田约6000顷，大观元年(1107年)，“以今陕西土田中价计之，每顷可值五百余贯。”每亩5贯余，比治平年间地价大大提高。至于偏远地区，土旷人稀，地价十分低廉。如宋神宗时陕西庆州沿边土地，“一顷才十贯余，宜其不好。”每亩仅值100余文。边远地区除了地理位置不佳、土质贫瘠等因素外，还应考虑到当地的生产方式不同。陕西沿边土地多为少数民族所有，而“蕃部贱土贵货。”地价低贱，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与内地相提并论。
湖北地价有南宋营田的资料。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湖北路安抚使曾逮言“营田不可出卖，利害尤明。盖一顷岁入谷八十余硕，若出卖价钱止五十缗。”每亩平均500文。营田多属无主荒田或抛荒田，土质自然不如农家多年垦种的私田。但湖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其他地价也不会太高。此价可视为中下等土地价格。
江南东西两路，“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潦，山田多旱，亩直不过一二千。”这是宋理宗绍定年间的中下等土地价格，而此类土地占当地垦田的多数。绍兴三十年(1160年)，江西吉州出卖官田3650余顷，计值138万余缗，“内已有人承佃一千三百七十顷，计值三十一万缗”，“无人承佃荒田、山林、陂泽二千三百四十一顷，计直六十万余缗。”经江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黄应声复核，认为已承佃的土地价格原来的估价过高，“乞减价值三分”，无人承佃的荒田价格“乞别行估定。”所言已承佃和无人承佃的土地数字相加为3711顷，与其总数3650余顷不合，三个数字，当有传抄刊刻之误。以其原总顷数和原定价格计，每亩为3贯780余文，其中已承佃的土地价格为每亩2贯260余文，无人承佃的土地价格为2贯560余文，居然高于前者，显然有误不可信。重新估定的价格是将已承佃的1370顷原估31万贯减去百分之三十，即217000贯，则每亩1贯580余文。此数与前引史料所言的“每直不过一二千”正相吻合，仍属中下等土地的价格。至于膏腴之地，有江东江宁府的围田为例。绍定年间，江宁府溧阳县令陆子通曾强制将福贤乡围田6000余亩献给时相史弥远，史弥远“以十千一亩酬之”。但陆子通却以“一千一亩”的价格支付田主，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所言围田价格为每亩10贯，但以史弥远之奸，当会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支付所掠夺的围田，所以其价应当在10贯以上。
福建有福州官庄的地价史料。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福州要出卖官庄熟田1375顷84亩，共估价35万贯，每亩平均2贯544文。其中7县的官田土质“中下相半”，5县的官田“田色低下”，所以其价是以下等土地为主的中下等土地的平均价格。与江南东西路的同类地价相比，高出60％左右，原因在于福建地狭人稠，“亩直浸贵”。
再看四川地区。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成都的金绳禅院收到布施田地三宗:“邓景亨者施十四亩有奇，直一百四十万钱；成都李元有施二十六亩，直一百八十万钱，潼川僧日道方施二十亩，直四十万钱。”每亩价格依次为近100贯、69贯200文、20贯。四川尤其是成都府路“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之旷”，地价之高，势在必然。但每亩高达100贯，难以置信。四川地区是铁钱行使区，此价应是铁钱的价格。绍定年间，成都府路官员徐朗离任前，曾“尽捐公钱七千余缗，市田一百六十亩以禀成都之府学。”每亩4贯375文。这一价格比较正常，当属铜钱价格。
宋代地价资料集中在两浙路。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知杭州苏轼言:“体问民田之良者，不过亩二千”，良田亩值2贯。南宋绍定年间，有人以“二百万易沃壤为亩二十有五。”每亩80贯，增长约40倍(可能是会子价)。平江府地价有4例:嘉泰四年(1204年)，州学用钱1908贯505文(99陌)买到长洲县田136亩3角14步，每亩约14贯；另用钱1063贯375文(99陌)，买到长洲县田86亩56角8步4厘，每亩约12贯200余文。端平年间，常熟县“拨到官钱共二万二千三百贯文官会，约可买田八百余亩。”每亩约官会27贯。数年后的嘉熙元年(1237年)，有人以缗钱8500贯，买田520亩，每亩16贯300余文。建康府2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府学以秦桧所赠钱1万贯，买田1890亩，每亩5贯300文；淳祐十一年(1251年)，为立义庄，用钱52万贯买到湖田7278亩3角28步⑾，每亩68贯余，价格奇高，乃是因为湖田实属旱涝保收的肥沃之地。明州(庆元府)有5例:宋仁宗时，王安石言鄞县“百亩之直，为钱百千，其尤良者，乃直二百千而已”⑿。每亩1至2贯。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同样是鄞县，“每亩常熟价直三十二贯官会。”开庆元年(1259年)有以下地产交易额:23亩2角49步，价钱60贯足，每亩约2贯600余文；8亩2角37步，价钱30贯(98陌，钱会各半)，每亩约3贯700余文。宋孝宗时，定海县大部分地区的地价，每亩约20至30贯⒁。秀州有2例: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秀州松阳泾有块719亩余的土地，因争讼连年不决，官府决定没收，以600贯的价格卖给湖州州学，每亩834文。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秀州出卖一片柴荡，官方估价每亩700文，但“贪民挟多赀，志于必得，增亩钱三千三百一十有一。”竞价的结果使地价增长4倍多。官方所估价格肯定偏低，但最终的成交价每亩3贯300余文似乎也超出了实际价值。在绍兴府，有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地价，当时为一皇后买攒宫禁地，每亩3贯500余文足陌。常州无锡县的省田，隆兴元年(1163年)，每亩2贯。淳熙十三年(1186年)，湖州一陈姓人家施舍1000贯所买的100亩土地，每亩10贯。
依据上述史料，可知北方地区地价最高者约9贯(绛州)，最低者仅100余文(庆州)。北宋中期中上等土地价格在2贯左右。南方各地在北宋时，地价最高为2贯540文(福州)，最低为500文(湖北)，北宋中期中上等地价在1至2贯之间，与北方相差不多。南方地区地价资料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除四川地区可能是铁钱外，最高为80贯(临安府)，最低为834文(秀州)。南方地区南宋时的地价无法与北方时的北方地区地价相比，尤其是两浙路。叶适曾指出:“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于旧，鸡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值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前文所述杭州地价南宋时猛增约40倍，证明叶适之言是有根据的，因为人口剧增，物价上涨，兼并激烈。
二、房屋
关于房屋的价格，本文所涉一为造价，二为赁价。
房屋的造价，因类型不同差异很大。有关北宋的几例，全是营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臣僚言:“陕西、河北营房大率覆以茨苫，关右产林木，计一舍费五、七千。”陕西营房为木质结构，每舍(间)造价大约6贯左右。元祐八年(1093)，河北定州修盖营房，河北第一将所辖禁军4117间，造价17609贯680文省；合13559贯余足陌，每间约3贯290文足；河北第二将为3720间，造价15005贯81文省，合11553贯900文足，每间约3贯100余文足；振武第四十五指挥118间，“并合添井眼”，造价558贯167文省，合429贯700余文，每间3贯600余文足。平均每问3贯余。绍圣初，苏轼估计若官方为广东惠州的驻军建造营房，“每间可用三贯省钱”。所言房屋为瓦房，每间3贯省陌，合2贯310文足陌，造价不及陕西一半并低于河北。
南宋时两浙等地营房造价较高。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平江府建造瓦屋营房，“每问支钱一十贯文”；乾道六年(1170年)，两浙营房“每间估计材植、砖瓦、芦竹、蔑、石灰等价钱一十八贯二百九十文省”，折足陌为14贯83文．；开禧二年(1206年)，江西隆兴府“合造屋一千五百八十六间，合约人工、物料钱二万五十余缗，米七百余石。”每间约合钱12贯600余文、米0．44石。不同时期的3地营房，造价差距不大，每间在10至14贯之间。
庙宇、学舍的规模、质量与简陋、狭小的营房不可相提并论，造价颇高。宋神宗时成都重建江渎庙，“凡为屋百六十有九楹，用钱七百二十万有奇。”每楹42贯600余文。隆兴元年(1163年)，雅州人为死于成都府路提点刑狱任上的冯时行建庙，“斥七十万缗缚屋二十五楹，中为堂，塑侯(冯时行)像，挟以两庑”，每楹竞高达2800缗，断不可信。所言“七十万缗”后为“七十万钱”。如此则每楹约合28缗。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即此数为铁钱数。宋孝宗时，成都府学增建学舍，“新为屋二十八楹，分为四舍，疏为四十八窗……总其费为钱一万九千缗有奇。”每楹约678贯余，若以每窗为
2023-11-05 03: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