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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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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非常兴奋,叶圣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叶圣陶是新政府的热烈拥护者。1月5日,他亲自动手,为父亲剪去了发辫。

  元旦没来得及庆贺,真是个遗憾,叶圣陶与同学们决定庆祝“第一元宵”。经过几天筹备,到了1月15日,学校里彩灯遍挂,旗杆高竖,“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及五色灯及万国旗,门前杨树一带亦经绳而悬以灯”。不仅是草桥中学,苏州城这天也遍燃灯火,“恍入不夜城矣”,学生们循例提灯出巡后,在校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鞭炮声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声。

  民国元年的正月,于叶圣陶而言,可谓喜事连连。1月28日,叶圣陶正式从草桥中学毕业,成为一名社会人。本来他还颇为就业担心,但经苏州公立中学监督袁希洛郑重介绍,苏州教育课长吴讷士聘叶圣陶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叶圣陶家境不宽裕,有这份教职,家困可以纾解不少。

  同时,叶圣陶与顾颉刚等朋友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又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会主义”。在参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礼时,叶圣陶送的一幅贺字,被当场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绍,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许配给了叶圣陶。这可真是革命带来的又一件好事。

  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已经有两个月了。清华复学无望,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

  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学业总要继续。吴宓思量喜三,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比较稳当,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2月5日,四点即起,六点半出发,八点钟入考场。出乎吴同学的意料,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两天后,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考中了。

  2月13日,上海大雨。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枯坐楼中,寂寥实甚,无术消遣”,终于病倒了。吃了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吴宓口角冻裂,张不了嘴,吃饭说话都很辛苦,“诸种交至,益觉怅怅”。这“怅怅”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今天孙中山的辞职。

  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许“清国遗老”的郑孝胥。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但人在上海,对新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一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争,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郑孝胥看来,南北议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而且,“此次选举总统,止十七人,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遂自称全国公举,真可笑煞人也”。

  从1月1日到2月12日,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两套历法,同时也处于“战”与“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交织的时光,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否则“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终不能抱定主见”,所谓主见,便是君主立宪。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美国虽号共和,却接近立宪专制,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国,“虽日君主立宪,实最有共和之精神”。

  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因为他的家乡陕西,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只有南北实现和平,陕事才能平复。即使回不去清华,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

  叶圣陶则最激进。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认为连“优待清室条件”都大可不必:“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日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不肯让位,那就打呗!

  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那时真是年轻啊。

2023-11-06 04: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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