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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他们

正文:

自从熙宁四年(1071 年)退归洛阳,司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编年体史学巨着《资治通鉴》。在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回望那个时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争暗斗、喧嚣纷扰早已沉入深不见底的岁月之海。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被遗忘、被脸谱化,作为《资治通鉴》作者的司马光却因岁月的打磨,散发出莹洁的光辉。关于司马光,关于《资治通鉴》,有一些细节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书局的“特权”

《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成书,除了司马光个人的努力,还得益于两点:第一,有三位出色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第二,有皇帝的支持。宋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这个机构的唯一任务就是编修《资治通鉴》。

英宗给了司马光两项特权和两项特殊待遇:特权之一是自主选择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员,书局所有工作人员由朝廷提供俸禄待遇,连续计算工龄;特权之二是允许借阅宫廷图书馆龙图、天章二阁和国家图书馆三馆秘阁的藏书。特殊待遇之一是“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这就等于从皇帝的私房钱里拨款赞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内臣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书局服务,以便沟通——宦官是能够进入宫中走动的,以此来确保皇帝对《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的直接关怀。

书局的所有这些特权,在宋神宗即位之后都保留了下来,神宗还为《资治通鉴》钦赐书名,作了序。熙宁三年(1070 年)司马光离开中央、外放永兴军,熙宁四年离开永兴军回洛阳“靠边站”,书局却一直保留在开封。

为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赋予种种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的。

司马光还没有做出反应,范祖禹却沉不住气了。

范祖禹是谁?范镇的侄孙,司马光最亲密的助手。他嘉佑八年(1063 年)中进士,那一年的考官正是司马光和范镇。这一层师生之谊加上司马光与范镇之间的深厚友谊,让司马光格外看重这个年轻后生。而范祖禹对史学又有着特别的爱好。熙宁三年,就在司马光离京外放前夕,范祖禹入书局,追随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从那时起,范祖禹就一直守在开封的书局。本来司马光离开首都,书局群龙无首,日子就不好过。如今势利小人又造谣诬蔑,把脏水泼到了司马光和书局头上,这让范祖禹感到愤懑委屈。一怒之下,他给司马光写信,建议“废局,以书付光令自修”——解散书局,不要朝廷的经济支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书。而范祖禹本人情愿放弃官员身份,追随司马光,献身于修史这一伟大事业。

当时,范祖禹三十三岁。这样的激愤之语,的确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三十三岁不能忍的是委屈,不能放下的是面子和尊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知道了上天授予自己的使命。司马光已经五十五岁,早过了知命之年。为了使命,又有什么委屈不可忍,什么面子放不下?

司马光的生命和《资治通鉴》早已融为一体。他曾经因此辞任更有实权的差使。他奉命出使河北,视察黄河水患,知道“为臣岂得辞王事”,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内心深处却还想“只向金銮坐读书”。甚至神宗想要给他一个“史馆修撰”的美职,他也拒绝了,理由就是“正在编修《资治通鉴》,万一朝廷要修国史,那我就难以两处供职了”。

完成《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人生使命,而要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依靠皇帝的支持、朝廷的力量。司马光给范祖禹回信,明确告诉他:“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也。”为了《资治通鉴》,保留书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是的,要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保留书局、依靠朝廷,而要依靠朝廷,就必须忍受诽谤所带来的屈辱。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司马光对范祖禹说:“如今我不得已保留的,又何止一个书局?我这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闲职,都是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空头帽子,朝廷因为找不到我什么罪名,没打算直接把我放回老家去种地,拿出这一点微薄的俸禄来养着我,这不是不得已的残留又是什么?”

主动要求解散书局这样的气话,三十三岁的范祖禹会冲口而出,五十五岁的司马光则想都不会想。对于小人的诬蔑攻击,司马光已经习得了最聪明的对策,“不若静以待之”,不申辩,不抗争,绝不以任何方式撩拨对手。

字如其人

最终,神宗保留了书局,并且允许书局迁往洛阳,追随司马光。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位担任书局通信员的宦官,他奉命暗查,结论是“初虽有此旨而未尝请也”,也就是说,皇帝答应给书局御用笔墨绢帛和果饵金钱,但是司马光并没有领过。皇帝给的这项特殊待遇停留在口头上。书局风波,有惊无险,给司马光猛敲了一记警钟,政治上不得志,是可能影响到修史事业的。从此之后,他“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加快了修书的进度。

元丰七年(1084 年)十二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进献给神宗。它的最后定稿,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囊括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盛衰的皇皇巨着终于成书。此时,距离英宗皇帝下诏开设书局,已经过去了十九年。司马光扪心自问,“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对于英宗皇帝的眷遇,神宗皇帝的庇佑,他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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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史书为什么修了这么久?最简单的回答,两个字就够了——认真!司马光要求助手尽可能搜集所有的资料,“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然后编辑草稿,起草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不怕烦琐,就怕漏落。司马光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斟酌删减,把草稿上无关宏旨的内容删去,让历史叙述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资治通鉴》的每一卷、每一行、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司马光的审定,他绝不是“空头主编”。

司马光亲手改过的草稿,堆满了整整两个房间。后来黄庭坚参与《资治通鉴》雕版印刷之前的校对工作,翻阅过其中的几百卷,他看到,司马光在上面写的批注,“讫无一字草书”,每一个字都是端端正正的,正所谓“字如其人”。

刘恕之死

《资治通鉴》成书之日,除了给皇帝上表交卸任务,司马光还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为范祖禹请求升迁。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位助手之中,刘攽是最早完成任务离开书局的,范祖禹最后进来,司马光手把手教会他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整理资料,为《资治通鉴》准备草稿。这个年轻人在书局十六年,跟随司马光在洛阳十三年,司马光希望宋神宗能够让范祖禹入朝供职。

另一件事关思念,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念早逝的助手刘恕。刘恕是司马光曾经最倚重的助手。最初,英宗让司马光自己选助手。司马光说:“馆阁里的文学之士的确很多,可是对于史学有专门研究、精于此道的,我没有听说过其他人。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刘恕!”

刘恕的政治倾向也与司马光相同。他和王安石是旧相识,王安石爱惜刘恕的才华,想要让他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刘恕反对王安石理财为先的主张,坚辞不受,又多次当面批评王安石的政策和作风,最终,二人绝交。熙宁三年,司马光离京外放,刘恕说:“我得罪了宰相,现在我的长官也要走了,我怎么能安心留下呢?况且我父母都老了,我不能久留京师。”刘恕的父亲是欧阳修的同年,性格耿介,不愿委屈心志迎合上级,五十岁弃官还乡,在庐山脚下隐居。刘恕主动请求回南康军老家做了一个监酒税的小官,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坚持修史。

有一段时间,书局的三员主力分在三处,司马光先在长安、后在洛阳,刘恕在南康军,范祖禹在开封,所有的讨论工作都必须靠通信完成,充当邮递员角色的有时候便是司马光的独子司马康。这样的艰苦境况在熙宁六年范祖禹随书局迁往洛阳后得到很大改善。可是,刘恕仍然被阻隔在南方。

司马光回到洛阳六年之后,刘恕终于得到朝廷允准,前往洛阳与司马光讨论修书之事。刘恕水陆兼程,赶了几千里的路抵达洛阳。七年未见,当风尘仆仆的刘恕站到面前时,司马光忍不住老泪纵横。

刘恕在司马光的独乐园里住了几个月,和司马光、范祖禹一起讨论《资治通鉴》的编纂事宜。到十月,刘恕假期已满,不得不启程回南方。

回到老家不久,刘恕去世,终年四十六岁。刘恕在病床上仍然坚持修书,“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但凡有一点好的时候,就要工作。后来实在觉得不行了,才让人把所有资料打包送回洛阳的书局。

如今《资治通鉴》成书,司马光怎能不格外怀念刘恕?可是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一杯浊酒,向南而祭!

2023-11-06 20: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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