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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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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清朝的历史是割裂的:1840年以前,按照王朝史的脉络讲“清史”;1840年以后,讲的是中国近代史——清王朝还在,但历史的叙述线索却从一姓统治的盛衰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兴亡。1840年以前的清史,有所谓“康(雍)乾盛世”的说法。那么,究竟何为“盛世”?谁的“盛世”?又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以何种情感在说“盛世”?

康熙、乾隆两朝都有盛世的自我认知,这两位皇帝的自吹和当时臣下的颂歌,我们就不提了。说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开眼向洋第一人”、林则徐的好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

魏源和大多数“康(雍)乾盛世”论者所持的,是国家主义立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比如魏源所处的时代,清朝刚刚经过鸦片战争,堂堂天朝大国,竟然败于远方夷狄、蕞尔小国。在对“康(雍)乾盛世”的赞美之中,魏源所抒发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许。至于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愉快,社会经济是否有活力,士大夫是否有自由思考的空间,思想文化是否仍具创造力,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之下,这些都无关紧要。

放到帝制中国朝代更替的漫长历史中去看,所谓“盛世”,自有其必然之理。一个新的王朝进入稳定统治之后,倘若没有大灾,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几十年之后,必然会出现繁荣——人口增殖,土地垦辟,国家积累大量财富,皇帝得以开疆拓土,治礼作乐,四夷来朝——“盛世”于是乎在焉。在朝代更替的治乱循环之中,所谓“盛世”,不是顶峰,也不是终结,是必然会出现,也必然会消失的一个环节。

然而,“康(雍)乾盛世”的命运显然不同,在这一段百年盛世的尾声,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嘎尔尼伯爵出使清朝,带来了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工业文明的结晶,以及希望中国开放市场、改善贸易的请求。乾隆皇帝接受了所有礼物,拒绝了所有要求,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而这个时候,距离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只隔了不到五十年。鸦片战争让中国成为“中国”,而不再仅仅是清朝,朝代更替的历史演进模式终结,中国被迫加入由西方所开创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一切重新开始。

面对历史,后来的人曾经特别喜欢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自主发展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是一个旧问题,它的前提是现代文明必然发生。但如果现代文明是偶然的呢?如果它以偶然的方式发生,然后被证明是一种更具竞争力的人类生存方式,从而被其他民族主动或被动地接纳,那么,更现实的提问方式恐怕应该是,当现代文明来到面前时,大清王朝的统治精英为什么没能认出并接纳它?

我们的机会来得真心不晚。1793年,在英国使团赠予乾隆的礼物中,甚至还有英国最大军舰“君主号”的模型,这艘军舰装备了一百一十门大炮。但是,乾隆说:“天朝抚有四海……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你们的东西,我们不稀罕。这是清朝第一次拒绝现代文明。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打败俄国,清朝朝野上下莫不以为,日本的胜利“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清政府也承认唯有立宪可以保皇位永固,然而却死活都不肯交出权力,最终武昌起义爆发,中国进入共和时代。这是清朝最后一次拒绝现代文明——它贪恋权力,结果丢了天下。

正确的路在哪里,他们是知道的,但是最终,他们总是选择错误的那一条,因为他们贪图当下的容易,总是心存侥幸,因为他们对现代世界规则的无情一无所知,还因为他们自私、贪婪,对人民充满了怀疑和恐惧。

早在入关之前,清朝就对统治中国心怀忧惧。随着清朝国力的增强,明朝的防线在不断退缩,“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而皇太极始终持保留态度。他的保留,一方面来自现实,如何统治明朝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清朝完全没有经验;另一方面则来自历史,皇太极是懂一点儿历史的,他知道,五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建立大金,入主中原,可是最终入主中原的那一支女真人,却消失在了华夏的茫茫人海之中。

如果我们从满洲人角度来看,则不得不承认,皇太极有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他认为,满洲政权的存亡系于满洲人的存亡,而满洲人的存亡系于满洲文化的存亡——只有说满语、着满洲衣冠、保持满洲骑射习俗者,方能称其为满洲人。按照皇太极的逻辑,满洲人彻底汉化之时,即满洲国家灭亡之日。

殊不知,用这种思想去统治中国,是狭隘而危险的。皇太极对历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明白,中国历史的演进方式,是改朝换代。相较于统治者的族属,老百姓更在意的,其实是政策本身能否给他们带来好处。然而,清朝统治者却颁布剃发令,强行挑战汉民族的文化习俗,逼迫江南百姓在个体生命与文化习俗之间做出抉择,瓜熟蒂落的“改朝换代”瞬间转换成野蛮的民族征服,激起了江南民众的激烈反抗。站在统一战争的角度看,剃发令可以说是“清初决策者的一个重大错误”。但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看,剃发令却是必然的选择,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中国成为满洲的臣民,而不是满洲被中国淹没。

清朝统治者表面上高度汉化,骨子里却对汉人充满了猜忌与防范。满汉是对立的,要提防汉人颠覆满人政权;老百姓与清朝国家是对立的,要提防老百姓颠覆清朝。这种提防心态,让清朝统治者始终不能理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发展总是抱持警惕的态度。

1793年,马嘎尔尼带着六百箱礼物来了,为磕头与不磕头的事折腾了一番,又走了。他带来的有关现代文明的消息,“盛世之主”乾隆不屑一顾。英国人从欧洲历史中得到的印象是,“政府应当促进商业”,但在清朝这里,这些一文不值。

2023-11-06 20: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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