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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花式官场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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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童仆孰知恩。”晚清官员张集馨在其衙署里写下的一副对联,道尽了古代官场的应酬之苦。

应酬本是人际交往的正常方式,但在古代官场,应酬被视为与公务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事,过度的应酬便变了性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无官员敢不把应酬当回事,原因就在于公务做得好或坏,也许影响不大,但应酬稍有疏忽就有可能断送仕途。

古代官场应酬的范畴广泛,包括拜客、宴客、迎送接待、馈赠等形式。拜客是古代官场应酬的基本操作,也叫谒客,是建立官场关系的基础。拜客一般会去官员家中进行拜访,投上名帖(刺)后经通禀得到允许再进门拜谒。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有《谒客》一诗,描绘了“入门投刺吏翩翩”的场面。如果遇到逢年过节,行程安排紧张,一天要跑许多家,也有不进门,只投名帖的,也算尽了礼数。还有官员本人并不亲自前往,只让长随代为投帖的情况。

清代官场拜客风气极盛,特别是冠盖云集的京师,拜客的车马经常如龙似水,“途为之塞”。

更奇妙的是,如果你细心查看门簿登记的内容,会发现许多投贴拜访的人“多不相识,且所居极远”,颇有点“广撒网”的意味了。就算有的官员在门口贴上了“概不贺节”四个大字,也低挡不住别人投贴的热情,雍正年间的官员阮裴园便戏作“争门投刺乱如烟,历辘冲风亦可怜”诗,讽刺这样的情况。

官员新任也必然是要经历一场大规模的拜客,尤其是在不了解的地方,官员需要通过拜客掌握一些必要信息,熟悉当地官场的大小事宜。李伯元所着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被誉为“一篇讨伐当时官场的檄文,把官场的丑恶罪状全都说尽了”,其中有一个叫随凤占的官员,他到蕲州任职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客。他“东也拜客,西也拜客,东也探听,西也探听”,短短三天内,将蕲州上上下下的事都打听得明明白白,甚至“把前任署事的一本账簿都打听得清清楚楚,放在肚里”。

关系建立起来后,就是通过吃吃喝喝继续维系良好的关系了。

明朝官员倪谦曾出使朝鲜,《朝鲜纪行》记载时间跨度从景泰元年(1450)正月初一起,至二月初三止。在这期间,倪谦途经28处公馆,近5000字的文字中,“设宴”二字出现了58次,此外,与“设宴”有所区别的“小宴”也有19次,有时一天内就要参加3次宴会,足见应酬之频繁。

古代官员多有文人身份,除了常规的拜客、宴客,文艺上,包括书画、诗文的交往也被视为应酬的一部分,尤其是名家的作品在应酬场上更为有效,所谓“酬赠诗”“酬应诗”大部分便是用于应酬。清代帖学大家,有“浓墨宰相”之称的刘墉,将自己的书法作品作为官场应酬的重要方式。

身处同一官场的纪昀、王昶等人经常收到刘墉赠送的作品。乾隆六十年(1795),纪昀妻子马氏去世,刘墉还特意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送予纪昀,以表哀悼与慰问。这类礼品既风雅,又蕴含心意,素来在古代文官之间十分流行。也许它们换不来实在的物资,但却是拉拢关系、获取政治支持的“利器”。

清嘉庆、道光年间,京城有“小官大做,热官冷做,俗官雅做,闲官忙做,男官女做之谣”,其中闲官忙做指的是一个叫周采川的官员,他的职位是仪曹,负责掌管礼仪,相对清闲。但他却“专以应酬为事,终日奔走不暇”,所以被嘲讽为“闲官忙做”。可见无论官职如何,在当时的官场上,应酬普遍被放在了无比重要的位置上。

作为官场一门重要的学问,应酬也有许多规矩要守。

应酬场上,官员的行头十分重要。但并不是任何场合都需要通过华丽的外装来展示体面,在其他情况的应酬中,反而需要一些破烂衣裳。《官场现形记》里描绘过浙江官场风气的一种奇怪变化,自从来了个“装清俭”的大官,浙江大小官员在外应酬“不是拖一爿,就是挂一块,赛如一群叫化子似的”,因为穿得破烂的一定很快就会“得差得缺”。掌握了这个“规则”后,官员们干脆就不理公事,专心在“穿”上下功夫,杭州城内估衣铺的破烂衣服、古董摊上的破旧帽靴都被一扫而空。买不到的官员怎么办呢?交情好的同僚可以互相借用,但凡遇上应酬场合,一定要穿上最旧的衣服,令人啼笑皆非。

除了潜在的“规矩”,还有的“规矩”被正式写入了公文。据《天咫偶闻》记载,王士祯在《春曹仪式》中写道:“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佥分举行。”可见当时在喜、丧这样的应酬场合,人们现在熟悉的“凑份子”被视为应酬的规矩,并凭金额多少判断亲疏。而以前的同僚进京,更是有细致的规定,不管对方是否升任,“原司掌印送一隶供役,佥分各三钱,治席公请”,如果宴会办不成,则以赠送盘缠或礼物代替。

深谙应酬“规矩”的人,在以前的官场几乎无往而不利。有人却因为不懂应酬,落得个凄惨下场。晚清官员、思想家、教育家欧阳昱曾听闻一个故事,苏州有一即用知县,意为遇缺即可补用的县令,按理说仕途应该是比较明晰的,只要有缺位便可立即走马上任。可他生性迂拙,不识应酬,等了20多年,“不惟无署事,并未得差遣”,到最后也是“孑然一身,典质俱尽”,钱财皆尽,生活无着,只好选择自尽而死。

对于朝廷来说,这样的应酬早已超出正常人际交往的范畴,成为一种弊政。尽管朝廷禁止官员借公务之机大吃大喝、奢侈浪费,但衙门之间互相迎来送往、大肆应酬的情况依然难以断绝,对官场风气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对官员本人来说,应酬也成为一种令人苦不堪言的沉重负担。

翁曾翰是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侄儿,后来被过继给翁同龢为子,曾任玉牒馆校对、内阁侍读等职,官当得不大不小。在他的日记中,官场应酬占据了不少篇幅,形式包括招饮、作陪、接场、预祝、听戏等等,有时一晚上还要赴多个饭局。翁曾翰在应酬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健康欠佳的他并不喜欢这样频繁的应酬,他曾写道“痔痛又发,两处应酬,颇觉惫甚”。其生父翁同爵屡次在信中劝他“在京能少应酬调养身体”,但身处这样畸形的官场之中,又怎能真正避开?

可悲的是,无人不知过度应酬的危害,却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主动“下沉”适应这样畸形的官场生态,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

2023-11-06 20: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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