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宋仁宗毕生追求共治，爱民如子，惜才爱才；宋英宗在位期虽短却仁爱宽宏；宋神宗更是继承了“文人治国”的思想，他十分赏识王安石的才干，继位后便听取王安石的意见，进行变法革新，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正值此时，苏轼结束三年守孝期，回归朝廷，此时包括恩师欧阳修在内，苏轼曾经结识的良师益友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新法而被迫离京。此时的朝野已不是他年少初入仕途的景象，苏轼心怀天下，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其人性格豁达，敢于直言，屡次上书批判指责王安石，自此二人的交锋已悄然开始。其后数十年间的种种，以及二人的“君子之交”，皆可从这场政治斗争中分说一二。
一、苏轼与王安石的早期经历
研究他们的早期成长经历，会发现早年的苏轼与王安石皆是年少成名，一入京城便声名鹊起，均得到欧阳修的赏识，皆是不可多得的麒麟才子。他们二人是当时宋代文人的典型代表，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奉行君子之道，有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王安石生于名门，身负盛名，造就了一身傲骨，他曾在给欧阳修的回信中写道：“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言辞谦卑恭敬的同时又道尽自己将弘扬道义，实现治国之志，果真是少年狂傲。苏轼生于望族，师出名门，且才华横溢，其豪放率真的性格尽人皆知。王安石和苏轼早年间都多次进出朝廷，王安石拒绝朝廷多次，苏轼的仕途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几次被打断，要知道一旦他们再次入仕为官，心中必是有壮志要实现，外加一身傲骨，意气风发的男儿定是要有一番作为。文人之间的狂傲又总是温和的，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相互敬佩彼此的才华，相互宽容彼此的狂傲，也正因此，才谱写了那一段亦敌亦友，说不清道不明的“君子之交”。
二、苏轼与王安石背后的北宋
北宋历来是争议较大的王朝，赵匡胤“陈桥兵变”开创北宋王朝后，大力实行改革，突出特点是官僚体制的相互牵制，宋太祖为使宋朝免受割据混战的痛苦，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造成了“重文轻武”和“三冗”的现象，以致后期出现积贫积弱的现象，这也正是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原因。同时台谏制度令百官敢于进言，使得“言事之风”盛行。
这种“言事之风”的盛行，以及“重文轻武”的政治现象使当时的文官敢于进言，敢于批判政治，宋士大夫崇尚正统，敢于进言被认为是君子所为，所以才有后来苏轼数次进言批判王安石。科举制度的完善给王安石和苏轼创造进入朝廷的机会，而这种“言事之风”也为二人提供了后期争辩的条件。
三、苏轼与王安石的初期交锋
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意并非凭空而来，若要寻源就必须提到苏洵和王安石的关系。苏洵与王安石的不和几乎尽人皆知，二人政见相左，性格不合，苏洵更是作《辨奸论》暗讽王安石。苏轼受父亲的影响对王安石早期就有成见。
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苏轼与王安石第一次产生关联，王安石给苏轼的制词《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写道：“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其言诚恳，言语中流露的尽是关怀之情，可见王安石对苏轼的才华和能力是肯定的。
嘉佑六年，苏洵和王安石矛盾凸显，关系急转直下，导致苏轼与王安石生出间隙。苏轼在政论文章《进策》中提出许多与王安石相对的政见。早年间苏轼的《上皇帝书》未必是针对王安石的，可《进策》无论是从发生的时间，还是言语中的“议者”等词，皆有明确的指向性。苏轼继承苏洵的财货思想，认为节俭才是生财之道，其文中“厚货财者，其别有二。一曰省费用。夫天下未尝无财也……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公，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对于财货，仍是提倡节流”很明显是指向王安石的生财之论。
此年苏轼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在复试中王安石直接向苏氏兄弟发难，如王水照先生所言：“王安石对苏辙的对策持否定态度，拒绝起草苏辙的任命状，虽然此事的起因未必可从私交来窥测，但它本身确实是王、苏交恶的一个重要事例。”苏辙的争议在此次考试中最大，但苏轼也依旧难逃，“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甲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训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王安石对战国文章一向持否定态度，即使只是王安石私下的评价，但也可知王安石此时对苏轼多有不满。
苏轼和王安石早期的交锋停留在争辩层面，文人之间的“嘴皮子”功夫而已。此时的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原因来自其父亲的影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及少年的一丝轻狂傲慢。
四、苏轼与王安石的矛盾高潮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王安石向神宗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写道：“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王安石借褒扬宋朝先皇功德，以一向仁爱着称的宋仁宗为出发点，写出种种为君之道、治国之方，笔锋一转又写“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道出当时制度的种种弊端，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在位期间更是竭力支持其改革，熙宁二年至熙宁六年，一系列措施陆续出台。
王安石改革是研究其与苏轼关系的重要背景，也是二人的矛盾交锋点。苏轼还朝后，无论从私人恩怨出发，还是政见原因，他都不可能站在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王安石因对守旧派和政治制度多有不满，早期变法过于激烈，此时的争论涉及南人北人之争、政见之争、文学之争、学术之争，同时还夹带着私人恩怨，利益纠纷的复杂性使党派之争达到高潮，也使二人矛盾达到高潮。熙宁二年四月，王安石准备科举兴学校，苏轼便上《议学校贡举状》，指出“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后神宗要求苏轼大胆指出当时政令得失，苏轼深受鼓舞，直言不讳，这一举动直接触碰到了王安石的敏感神经，直接进言道：“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却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陆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
“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何也？”苏轼借用考题暗讽王安石，也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苏辙在此时也表明态度，公开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同年十二月苏轼上书《谏买浙灯状》，神宗采纳了苏轼状中意见，苏轼紧接着便上书《上神宗皇帝书》，此文是苏轼反对王安石的代表作，文中言辞激烈，将他的不满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苏轼是宋文改革的代表，这一文也成为反对变法的旧党的精神代表。后苏轼有上书《再上皇帝书》，此文一出，惊动朝野，如果说第一书还只是批判改革，那这一书便是直接冲着王安石本人而来。他直言：“又欲渐消进士，纯取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更相扇摇，以谓必行，而士始失望矣。”批评王安石为小人后又批评王安石一党，其言中痛恨之情溢于言表！随后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使二人矛盾达到高潮。
此时推动苏轼与王安石矛盾愈演愈烈的已经不单单是私人恩怨，此时的朝廷新旧两党完全对立，也无中间立场可言。满朝文武必须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诚如前文所言，苏轼不可能站在新党一派，此时的党争是盲目的，变法早就变了味道，党争的目的无非是排除异己。苏轼与王安石此时已经都没有退路可言，二者必须分出胜负，可显然神宗绝对是支持变法的。苏轼虽不是旧党核心，但却是旧党中最敢言之人，连司马光也曾表示自己所为不如苏轼，所以王安石不可能放任苏轼不理。王安石指示姻亲谢景温弹劾苏轼为父丁忧期间贩卖私盐，结束了这一场交锋。宋朝对文官的宽容是其他朝代无法比的，士大夫犯了错也不过是贬官，因此苏轼被贬官到杭州，出任通判。
五、“乌台诗案”至二人去世
苏轼到了杭州后的确安静下来，他也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的做法和变法的利弊。熙宁七年，王安石因党争第一次被罢相，苏轼竟对此颇有不满之意。在徐州任职期间，他对新法部分内容已经开始表示肯定，这就是苏轼，有着常人不能比拟的胸怀和聪慧。
此时苏轼也只是略有反思而已，但“乌台诗案”后的苏轼绝对是有悔恨之心的。熙宁九年，王安石在做了一年宰相后再次被罢，从此隐居钟山，再未还朝。苏轼万万没想到，王安石下台后，更大的祸患在等待着他。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被李定等人连章弹劾，“言事之风”盛行的宋朝也会惊人地发生“文字狱”，还发生在了最负盛名的文章诗词大家苏轼身上。而一切的祸患根源竟然是因为当年苏轼弹劾王安石的数篇文章，当年苏轼也不过是被贬官，却在王安石下台后因此入狱且有性命之忧。王安石下台后，党争并没有结束，甚至早已变得毫无原则，打击异己是当时斗争的目的，苏轼官职卑微，也无大功大德而言，自然是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
苏轼入狱后，生死关头，竟是王安石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让苏轼躲过了大难。王安石知道神宗爱才，最重视文官，再加上宋代的风气，救了苏轼，也救了自己与苏轼的关系。其实他与苏轼的关系也无改善的必要，但他是不折不扣的君子，他有仁义、爱才之心，即使与苏轼矛盾巅峰时期，他也从未想过要夺苏轼性命，此时的他依旧选择放下私人恩怨。从此以后，苏轼对王安石态度发生改变。
这一生死劫让苏轼开始彻底反思过去，他开始看到新法的好处，看到王安石的才能，还屡次劝谏朋友不必再上书反对变法。王安石经历罢相之后，也终于明白自己的变法过于激烈，属实有不妥之处。元丰四年，王安石夸赞苏轼文章，也得到了他的积极回应。元丰七年，苏轼至金陵拜会王安石，无论是私交还是政见，都达成了和解。二人恩怨就此了结。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党争的暗影之下，对立的立场难免产生矛盾，苏轼年少轻狂，言辞激烈；王安石心高气傲，固执己见，二人的交锋不可能不激烈，可二人又皆是品行端正、胸怀宽广之人，二人的和解也是意料之中，二人的品行和感情都不必怀疑。
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卒于钟山，离开了他心心挂念、耗尽一生的宋王朝，也结束他这褒贬不一、后世难说的一生。苏轼为其作《王安石赠太傅制》，对王安石的品德和文章进行褒扬。其实苏轼到底也还是旧党，后来他为避免新党崛起数次写反对词，并强烈反对王安石配享太庙。但苏轼与王安石一生为党争所困，能够和解已经实属不易。唯一能确定的是苏轼对王安石的感情是真切的，他曾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怀念故去的妻子，也写下了“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怀念王安石。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
六、总括
“亦敌亦友”是对二人关系最好的概括，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发生过剧烈的转变。从早期的不满到后期的肯定，二人的关系从水火不容到建立友情，这期间横跨他们二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也横跨了宋王朝的关键时期。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令王安石进行变法，“重文轻武”使文官胆大敢为，“言事之风”使苏轼敢于进言，而这一切因素难免发生党争，二人也难逃于此。可德行是党争之外的，二人未被党争所彻底困住，惺惺相惜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党争是二人交锋的主要原因，品行是二人和解的原因。党争是阴暗的，可他们二人是光明磊落的；党争的手段是龌龊的，可二人是清白的。
宋王朝本身就像一个文人，他谦卑恭敬，彬彬有礼，百余年间成全了数位帝王的仁义之心，成全了无数士大夫的报国之情。苏轼与王安石生逢其时，神宗给了王安石变法的机会，也饶了苏轼的放肆，才能有后来的金陵之会，才成全了这段如水般的君子之交。宦海沉浮多年的二人，最后都在山水之中，以避世之态离开人世。二人的交锋停止，可宋朝的党争依旧继续，正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023-11-06 20:2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