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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大赦天下”，大家对这四个字其实并不陌生，即便没有作深入了解，也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就很严肃、很稀有。
中国古代的大赦确实严肃，也挺隆重的，但是和我们的认知有出入的是，这件事基本上每几年就会搞一次，谈不上稀有。
据统计，历代王朝平均两三年就有一次大赦，比如，在汉王朝的405年中，拢共发布了186次大赦令；在唐朝的289年中，拢共发布了184次大赦令。到了明清，大赦的次数才有所降低。
也就是说，古代的囚犯一般坐不了几年牢，天降一道“大赦令”，就回归自由之身了。
如此一来，这里面就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假如甲刚杀了乙，被判死刑，然而遇上“天下大赦”，罪孽被一键消除，那么乙的亲人不会觉得不公吗？这又是否会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民愤和报仇风气？
但是你我能想到的，古代那些皇帝和“人精”似的大臣们能想不明白？可他们既然知道其中利害，为何还要频繁大赦呢？
正式开始之前，要先说说“大赦”本身的界定。大赦只是众多赦免类型中的一种，是封建君主以施恩为名赦免犯人。真正意义上的无差别赦免所有人的“大赦天下”是极少见的，一般的大赦都带有各种各样的附加条件，没有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彻底。我们这里讲的，也是宽泛意义上的“大赦天下”。
按理说，要实行全国大赦，肯定要有过硬的事由，比如我们熟悉的新皇即位。
皇帝即位赦，叫“践祚赦”。最早的践祚赦到底始于春秋时期的秦孝文王、秦庄襄王还是汉高祖刘邦，目前尚无定论。可以明确的是，第一位在即位诏书中明确写明了赦令的是汉文帝。诏书中是这样写的：“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践祚赦至东汉形成定制，每逢新皇即位，都会大赦，一直延续到清末。宣统元年，末代皇帝溥仪登基，颁发诏令：“颁诏天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道践祚之赦的诏书。
除了新皇即位，和皇帝直接相关的“顶级”大事件还有改元、立后、建储、大丧、帝冠等等，其中，因册立皇后而大赦天下，在西汉比较盛行，之后非定式。其他没有这么重大，但也能顺理成章为大赦之由的还有：郊赦、祀明堂、临雍、封禅、立庙、狩猎、定都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战事纷繁时，君王还会借大赦来扩充军力。汉代时，出于边防需要，汉明帝下令将被判死罪的囚犯“减罪一等”，长途跋涉去位于北方边境的朔方、五原屯兵驻守。同时，还让这些犯人的家眷与他们同去，赐予衣服、粮食和弓弩。
此外，像年丰、祥瑞、灾异这些非事件性的由头，也都可以作为“天下大赦”的理由。而且，受传统“阴阳”思想的影响，古代大赦还讲究时令。吕不韦主持编着的《吕氏春秋》中记有“十二纪”，意在表示一年四季之自然规律与发布政令间的联系。一般认为，春天和夏天是释放重囚的时机，这样可以顺应万物生养的时气，两汉时期的赦令绝大部分集中在一月至六月。
以上由头或事关重大，或意义深远，基本上都很有说服力。但是，作为在汉唐期间逐朝递增的大赦由头，必然不会局限于这些特定的事件中。
《资治通鉴》有载：“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网络，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敕以齿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也就是说，武则天六十多岁时，居然换牙了，于是宫中上下将此视为神迹，借机大赦天下，并改元。
所以，一件事情究竟是不是大事、能不能以此来“大赦天下”，全凭统治者的意志。这也是古代如此频繁施行大赦的原因之一。
回到开篇的问题：既然大赦这么频繁，如果杀人犯接二连三地被赦免，会不会引起民愤？
一般来讲，除非是根根本本的大赦，否则一些犯了重罪的人是不能被完全赦免的。武则天证圣元年，金秋九月，女皇发布了赦令：“大赦天下，大辟罪以下及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这就是赦免“天下人”的大赦，因为连“十恶”都赦免了。
但大部分的大赦，是不会赦免“十恶”这种罪行的，即“十恶不赦”。
所谓“十恶”，起源应在汉代，以西汉时期“不道、不敬”为基础。《唐律疏议》在开篇第一卷就直接写明了“十恶”的罪状：“十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明代丘濬对“十恶”本质的概括：或是有犯于君臣之大义，或是有犯于人道之大伦，或是有犯于生人之大义，皆“天理所不容，人道所不齿，王法之所必诛者也”。
具体而言，“谋反”不仅包括以实际行动对抗皇帝，哪怕有言论和思想上的苗头，也算谋反；“谋大逆”是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被视为对封建统治的蔑视和侵犯；“谋叛”则相当于叛国，除了卖国贼，还有反对中央的地方势力；“大不敬”指的是对森严的礼仪制度的触犯，危害皇上利益、触犯皇上尊严。以上为“有犯于君臣之大义”。
“恶逆”指谋杀自家长辈的恶行，如弑父、杀叔伯等；“不孝”例如不赡养祖父母、父母健在却对外宣称父母亡故、为父母守丧期间寻欢作乐等等；“不睦”是指在大家族中不守伦常的行为，包括谋杀亲族中的长辈、殴告丈夫等。以上为“有犯于人道之大伦”。
“不道”包括肢解尸体、制蛊放蛊、杀害一家良民老小等穷凶极恶的犯罪行为；“不义”是杀害自己上司的人、为丈夫守丧期间改嫁的妇女等；“内乱”则为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其相应的惩罚措施非常严厉。以上为“有犯于生人之大义”。
那么，杀人犯会在大赦中重获自由吗？这可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如果这个人杀了家族中的长辈、自己的上司，或是行为残忍至极，被视为“十恶”之罪，那么在绝大部分大赦中，都不能被赦免。但如果是一般性质的谋杀、过失杀人、误杀的，都会有不同的处罚，不一定是“十恶不赦”。当然，在不同朝代的具体案件中，可能还会有更复杂的判决。
不管怎么安排，不大可能激起大规模民愤的，因为皇上和大臣会在赦令中加入很多限制，以顺应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种按罪名区分赦免对象的方式，是为大赦“制限”的三种方式之一。另外的两种分别为“以诏令指令某人不赦”和“限定情节之犯罪不赦”。
没错，天下那么大，“大赦天下”的时候还有可能单独圈出某个人，偏偏不赦免他的罪行，并且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比如，汉更始帝刘玄发布“大赦天下”诏令，却特别单列“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
被圈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个群体。东汉时期，宦官和外戚专权，与之对抗的党人以“清流之士”的身份，触动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建宁四年春，汉灵帝宣布大赦时，“唯党人不赦”；中平元年，天下党人又都被赦免了，可是其中“唯张角不赦”。
该单列哪个人或哪个群体，看似是精心设计，但有时也取决于皇上一个人的想法，甚至可能是皇上情绪变化的产物。比如，西汉时期，有一个名叫忠的男子，他叫上朋友，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掘了已故傅夫人位于长陵的墓，犯下重罪。后来，赶上汉元帝“大赦天下”，这群人欢天喜地出了监狱。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位皇帝又补了一道诏书：“此朕不当所得赦也。”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皇上突然亲口说这件事不能赦免，第二道诏令一下，忠和他的朋友们被查了个透，最终全部伏法。
所以，通常在“与民更始”的大赦中都不能被免罪的“十恶”算是没跑了，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定数，因为具体情况太复杂了。而且，即便发了大赦的诏令，地方在判定具体的犯罪事实时，也会存在不确定性，即无法确保哪个人没被官方限赦，就一定会被赦免。
例如，元延佑元年（1314年），江西的一个县城里有个叫黄鼎的人，可能是和地方官结下梁子了，他教唆家住街对面的萧瑀诬告这个县官收受财物。结果东窗事发，黄鼎被抓进监狱。不久，天降大赦，按说他应该可以被放了。但是刑部在决断时，发现这个黄鼎是个累犯，参照了之前相似案件的判决方式，最终在红泥粉壁上标示黄鼎的罪名，如果他胆敢再犯，就把他赶出他的家乡。
虽然过程波折，但黄鼎最终算是被大赦“眷顾”了，可也有一些人并没有这么幸运。还是延佑元年，崇法院的僧人游慧元找年轻小伙童庆七、童庚二借了些钱和粮食，结果没还，两个小哥就带着满心的仇恨把游慧元的眼睛给刺瞎了，结果被判了流刑，要从江西流放到辽阳。正走在半路上，天降大赦，刑部又在纠结该不该免除流刑的问题。参照了之前的判例，刑部认为不应免除流刑的执行，最终，两个小哥还是被流放到辽阳去了。
总之，“天下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不能被全部大赦的，这上上下下的变数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般“十恶不赦”的人是真的不能被赦宥的。
就算尽可能制定了明晰的赦令，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在“车马很慢”的年代，如何做到快速实现“天下大赦”呢？会不会上一轮大赦还没彻底进行完，下一轮又从上面下来了呢？
以唐代为例——
每逢大赦，皇宫里都会有大赦仪式。正式仪式开始前，宫城外会立一根木杆，顶端绑一只金鸡，鸡首饰黄金、鸡口含绛幡，其底端用一个彩盘承接。之后，会有“娱乐项目”，老百姓比赛爬上木杆，看谁能抢到饰金的鸡头。不过有时候政府比较抠，只给绛幡。这就是“金鸡放赦”。
正式仪式的参与人员除了君臣，还有仪仗、囚徒、围观百姓。仪式开始后，百官拜见皇帝、行朝礼，接着有司宣布仪式正式开始，囚徒列队入场，同时鼓声四起。大家站定后，宣念赦书，话音落下，囚徒被仪式性地当场释放了，“大赦天下”正式开始。
为了行之有效地向天下表明君恩，统治者对赦令下达的时间限制是很明确的，不会由着各级官吏慢慢来。赦书在京城宣读后，首先要经过专门的机构批量抄写，唐代写在绢上，不易损坏；宋代写在黄纸上，称“抄黄”。
得抄多快呢？法律明文规定，少于两百页纸的，必须两天内抄完；多于两百页的，每多出两百页以内，多给一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五天。抄慢了咋办？超出去一天，打五十大板；超出去十天，坐一年牢。
赦令抄好了，下一步就是传送。不瞒大家，赦书的传送被称为“金牌快递”。官方规定，赦书每天必须向前行进500里，并且一路上要告知广大百姓。律法严明，无人敢故意违抗，但是客观条件限制太多，实际执行中这个速度可能并不能完全达到。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就是“人证”。元和十三年，刘禹锡时任连州刺史，给皇帝写了一封《贺赦笺》，笺中说自己知晓皇上大赦天下是在正月初一，而落款时间写的是正月二十九。也就是说，赦书从都城长安送到连州（今广东省清远市），大约用了28天时间。由《元和郡县志》和《通典》可知，当时从长安到连州的路程有3665里，或3805里，由此推算，赦书的传输速度约为每天行进131里或138里，都远不及500里。
既然实际没有这么快，为啥赦书还叫“金牌快递”？因为这个“金牌”，不是个形容词，而是个名词，是金牌本牌。自唐以后，“赦书日行五百里”的高标准被沿袭，宋代根据被传递物件的紧急程度，设置了符券制度，即“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递也”，相当于今天最快的“当日达”标准了。
以最快的速度抄写赦书、传送赦书，那么执行赦令的速度也不能慢。法律规定，各地在收到赦书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理清本地的赦宥事务并上奏，一般为十天，七天、二十天的也有。如果拖延，当罚！所以，一旦遇上大赦，以唐代为例，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就要忙得团团转了，是真的时间紧、任务重。
所以，大赦不太会因层层官吏的行政效率问题而被拖延，因为每个环节都是相当紧凑的。
由于技术限制，很多案件缺乏确凿证据、存在冤屈、难以量刑，所以大赦是一个填补“刑罚真空”、伸张社会正义、亲民的好方式，是封建君王意图“恩威并施”的产物。
在古代大赦制度下，时代的尘埃落在个人头上，作用力尤其大，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可能会因此而截然不同。而这一切，都在封建君主的一念之间。
2023-11-06 20:2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