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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拾贝:巧得妙方等

正文:

巧得妙方

一次,年轻的李时珍外出给人瞧病。中午时,他来到一个庄上,觉得口干舌燥,想找点水喝,就到一家去敲门。主人一看是李时珍,忙热情相让。一进院,嗬!满院子都是各种毛色的鸭子。原来,这是一户养鸭人家。主人端上茶,两人边喝茶边唠家常。唠着唠着,门外传来孩子的哭声。接着走进来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孩子哭个不停。来人对养鸭人说:“这孩子吃鱼,刺儿卡在嗓子里了,您给看看吧。”李时珍一听要养鸭人给孩子看病,心里挺纳闷儿,也没吱声,他想看个究竟。

这时,只见养鸭人从鸭群里抓来一只鸭子,用一根细绳绑住了腿,头朝下吊了起来,又拿来一个小碗,放在鸭子嘴的下方。一会儿,鸭子嘴里开始流口水了。流出的口水一滴一滴地落到了小碗里。接完了口水,养鸭人就把鸭子放了下来。他在碗里兑了水,叫小孩饮进。小孩喝了之后,咳嗽了几声,鱼刺儿吐了出来,也不哭了。李时珍一看,心里赞叹:这简直神妙极了!等小孩走后,就忙问养鸭人这是怎么回事。养鸭人说:“我看到鸭子吃小鱼,一口咽不下去时,在嘴里含一会儿,就咽下去了。我琢磨,这可能是口水起效。后来一试,果然挺灵。我用这个法子治好了不少鱼刺卡嗓子的人。”

李时珍听完养鸭人说的,暗暗记下了这个妙方,就这样,李时珍从年轻时候起,就处处用心记下民间的验方,解除了许多疑难病人的痛苦。

中原大战中的美人计

中原大战是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之间的军阀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爆发前后。国内战局十分紧张,但给外国商人带来了大好的商机。大战还未打响,外国商人就忙着把一船一船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进中国。然而,与那些贩运军火的外国商人不一样的是,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的眼里,中国人打仗,不只是用长枪大炮,而且还要用袁大头和烟土。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签字画押,只要价钱合适,袁大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一边是阎锡山、冯玉祥,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阔绰,对于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结果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玉祥、阎锡山的人,也都纷纷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大名叫作何成浚,此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的经历,而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

何成浚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军,这些如墙头草一般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自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整个汉口有点模样的烟花女子网罗一空;不仅自己这一方的军官可以进去享受,而且还十分欢迎对方的排以上军官过来享受一番,末了,还可以带一摞袁大头走路。

就这样,在中原大战的西线战场,留声机里软绵绵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的隆隆之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到了全线瓦解的边缘。大战结束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志愿军靠什么顶住了美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三军当时兵力2.4万人,他们要在弹药口粮无补充的情况下,挡住5万余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难度可想而知。在半岛中间线附近的铁原,他们利用山峰作阵地,将187师、189师放在一线,188师作为预备队,摆开了防御阵型。

虽然有险可据,但“联军”的炮火过于猛烈。以往在国内打仗,炮弹声音可以分辨,但美军的炮就像刮风,一刻也不停。此时,美军急于向前推进,由于受到189、187师的顽强阻击,他们把所有能用的装备都用到了战场上,进攻接近于疯狂。

那么,志愿军靠什么顶住美军的?原来,他们发现美军打近战不行,于是在美军炮击时,就躲在地下工事,待炮停后美军步兵冲锋,一直等到对方只相隔20多米的时候猛烈反击,打得美军哇哇大叫,基本上每次都丢下几十具尸体就撤,然后又是炮击,又是冲锋,又是撤退……

赵构用公筷

宋高宗赵构吃饭,一顿得上几十道菜。他有一个特殊习惯,命太监每餐给他准备两双筷子和两个汤匙,他总是先用一双筷子和一个汤匙将食物盛入碗中,然后用另一双筷子和另一个汤匙食用。每餐如此。

时间一长,皇后看着纳闷,就问高宗原因。高宗道出原委:“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按照宫中惯例,皇帝吃剩下的菜肴都是赏赐给宫女、太监们吃。高宗不想让他们吃自己吃剩下的菜,才特意用“公筷”“公勺”。

历史上认定了赵构是昏君,但他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细腻一面。

张大千智赚“地皮大王”

20世纪20年代,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是个承袭长辈余荫的纨绔子弟,既花钱慷慨,好出风头,又喜欢附庸风雅。一次,张大千走进程家位于爱文义路的豪宅,见厅堂上挂满的名家字画,大多为赝品。张大千不但不说破,反而大加赞赏,并说:“程二先生,你收的字画,珍品很多,可惜不专。如果专收一家,马上就能搞出个名堂来了。”程霖生怦然心动地问:“你看收哪家好?”“你喜欢石涛,就收石涛好了。他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了才出家,人品极高。专收石涛,配你程二先生的身份,最好把斋名也改题作‘石涛堂。”

张大千辞归后,物色到一张二丈四尺的明代宣纸,精心仿作成一幅石涛的大中堂,再将其装裱、做旧,一切妥当后,找了个书画掮客来,叫他去兜揽程霖生的生意,并叮嘱说:“一定要卖5000个大洋,少一文也不行。”

“地皮大王”要觅“天下第一的石涛”,这话已经传遍“圈内”。登门求售者甚多,但程霖生都认为尺寸不够,直到这幅两丈多的大中堂入目,方始中意:“我不还你的价,五千就五千。不过,我要请张大千来,他说是真的,我才买。”即派汽车把张大千接来,哪知张大千一看,脱口说出二字:“假的!”

“假的?”掮客说,“张先生,你倒再仔细看看。”

“不必再看。”张大千指着画批评,哪处山的气势太弱,哪处树林的笔法太嫩,说得头头是道。

掮客既懊丧又窝火,不知张大千为什么要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卷起了画,怒气冲冲地赶到张家。张大千笑着告诉他:“你不必开口,听我说。你过两天再去看程霖生,就说这幅画张大千买去了。”掮客愣了一下,旋即恍然大悟。过了几天,掮客空着手去拜访“地皮大王”。程霖生颇为讨厌:“你来干什么?”“没有什么。我是来告诉程老板,那幅石涛的大中堂,张大千买去了。”“张大千买去了!真的?你卖给他多少钱?”“四千五。”程霖生十分恼怒:“张大千真不上路!你为什么不拿回来卖给我?”“我要拿回来说是真的,程老板,你怎么会相信?”程霖生语塞,想了一下说:“你想法子去弄回来,我加一倍,出九千大洋买你的。”

过了几天,掮客来回话说,张大千表示,并非有意夺人所好,一时看走了眼,如若改口,倒像串通了骗人似的;为了表示歉意,所以他买了。听了这番解释,程霖生略为消气,但对二丈四尺的石涛山水,向往之心更切:“那么,他卖不卖呢?”“当然卖。”“要多少?”“程老板再加一千,凑成整数。”掮客接着说,“我没告诉他是程老板要买,恐怕他狮子大张口。”“好!一万就一万。”程霖生悻悻地说:“我的’石涛堂,不许姓张的上门。”其实张大千亦不必上门:程霖生先后收藏了300多幅石涛的画,其中,大半出自张大千之手。

迟到的处罚

南宋抗金名将刘锜严于治军,尤重军纪。在他任江东路副总管时,手下有一个年轻的军吏犯了法,案件都已经查实了,可刘锜就是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刘锜说:“你们暂时不要管,到时我自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就在大家都觉得这件事会不了了之时,一年后的一天,刘锜忽然传令将犯法的军吏抓了起来,当着全体士兵的面,打了军吏五十大板,并且说:“这是对他一年前所犯罪行的惩罚。”士兵们对刘锜的做法感到不理解,一人问道:“既然他是一年前犯的罪,而且当时已经查实,为什么当时不处罚,偏要等一年之后才处罚呢?”

刘锜解释说:“一年前,他的确犯了罪,但当我看到调查案卷时,发现他的老母亲正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如果那时处罚他,他的母亲一定会因为儿子犯法而加重病情,悲愤离世。儿子犯罪,不能累及他的母亲,所以,我才决定在一年后处罚他!”士兵们一听,感叹不已,而那个犯罪的军吏,更是泪流满面。从此以后,他洗心革面,作战无惧生死,成了刘锜的得力助手。

不识才

唐太宗执政后,主张治理好天下一定要有出色的人才。他召宰相封德彝进宫,说:“宰相的职责就是管理百官,举荐人才。我想请老宰相出力,为我朝多多选拔出色的人才。”

过了好长时间,封德彝也没有推荐一个人。

太宗又一次把他召进宫中,问道:“我上次请老宰相为我朝物色人才,这么久了,不见推荐一人,是不是宰相忘了这件事情?”

“陛下交代的事情,微臣怎么敢忘。”封德彝说,“我到处寻访,尽了全力,现在,天下确实没有出色的人才。”

太宗正色道:“君子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自取其长处。古代使国家大治的君主,难道都要从别的时代去借取人才吗?要怪就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指责整个天下没有人才呢?”

封德彝满脸羞惭,悻悻退下。

“元旦”始于民国

“元旦”一词真正热起来,始于民国。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也结束了唯用天干地支纪年的历史,进入了西历(阳历)与中历(阴历)并存的“二元”历法新时期。以西历公元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确定为民国元年的元旦。

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1912年2月17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发布公告:“应自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

民国三年(1914年)1月21日,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定四季节假呈》,其中说道:“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

2023-11-06 20: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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