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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衍淮（1908—1982），山东平阴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至1930年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担任气象生。后赴德留学，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气象、地理与海洋等学科。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归国，曾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清华大学地学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曾由竺可桢推荐从事空军气象教学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更是我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气象教育的奠基人。
刘衍淮一生事业的起点，是加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又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的科学考察团体。19世纪以来，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腹地成为人类征服全球地理盲点最后的探险地带，世界各国的探险队蜂拥而至。在这一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一直缺席。直到1926年，当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带着汉莎航空公司开辟欧亚空中航线而进行气象考察的任务前来北京时，中国学术界对于其无视中国主权的协议群起反对。经过激烈的谈判，一个由中外团员平等合作而共同组成的科考团终于成立，并于1927年5月9日首途，奔赴茫茫的大西北。
历时8年之久的考察，是世界探险史上的奇迹；组织如此庞大的考察团体，也是斯文·赫定个人探险史上唯一的一次。其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考察的地域也非常广泛，涵盖了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多个省份。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科考团的成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以严谨的态度开展科学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科考团外方成员的科学考察成果颇丰，先后出版了11大类56卷报告——《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报告集》。
因为随之而来的战乱，参加中国西北科考团的中方团员第一批10人、第二批5人的成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而是以各学科专着或论文的形式分散发表。以日记的形式对考察行程作出全景式记录的，有中方团长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以及地学家袁复礼和考古学家黄文弼的考察记录。
以上3位中方成员的行程日记，对我们了解20世纪前期这次重要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和进行科考团学术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唯一的遗憾，是科考团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北京大学气象组4人，在此之前却没有见到相关的考察实录公布。
气象观测作为西北科考团得以组建的最核心项目，其团队也是科考团中成员最庞大的组合：德国方面派出了优秀的气象专家郝德博士主持各种气象测量；在第一次考察中，汉莎航空公司派出了8名优秀的飞行人员协助测量，北京大学学生崔鹤峰、马叶谦、李宪之和刘衍淮4人也从踊跃报名的百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随团担任气象观测生的工作。李宪之回忆他们在被录取之后，中国西北科考团常务理事刘半农几次找他们4人促膝长谈，关怀备至，寄予厚望：“他嘱咐我们出去以后，要把所见所闻都详细记录下来，有些事当时看可能没什么用处，以后却可能有大用处。”九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西北科考团越来越体现出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时，这些经由刘半农殷殷嘱托的日记，无论是对于探寻西北科考团的踪迹，还是了解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北大学生面貌，都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不过，4位气象生中的崔鹤峰在内蒙古额济纳的葱都尔气象站就被派回北平，等候成立包头气象观测站，终以经费无着而未果，成为最早离开科考团的成员。1929年马叶谦在葱都尔气象站不幸殉职。只有李宪之和刘衍淮二人完成了近三年的考察工作，在新疆结束气象观测任务后，留学德国，开始了他们的气象研究生涯，最终成为中国气象学的大家。他们的学术着作，确实为气象学和气象教学留下了重要的成果；而当年的那些日记能够保存下来，更有益于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充分认识西北科考团的历程，丰富我们对于这支考察队伍在丝路跋涉中的认知。
刘半农在科考团出发之前要求气象生“把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的嘱托，被李宪之记了一辈子，现在也从刘衍淮的西北考察日记里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有些事当时看可能没什么用处，以后却可能有大用处”的教导，确实在九十多年后得以应验。
在西北科学考察中，刘衍淮承担了气象观测生的角色，因此他的日记首先是一份工作日志，为我们展示了西北科学考察中气象观测的方方面面。同时，大量属于科考团内的工作细节，也都因为刘衍淮日记的出现，而变得丰富起来。
如关于气象站的设置和配备人员，在到达迪化以前的日记中多次提及，最后确定的葱都尔、迪化、库车、菇（若）羌4个地点以及人员情况，其实多有根据当时社会形势作出调整的结果。
如刘衍淮提及考察开始，他们需要接受打预防针以免遇到流行病的侵袭，可见作为一个科考团，其卫生意识也已经非常现代。他记录从库车回到乌鲁木齐，就看到了俄国建筑设计师为科考团设计的博物院图纸以及筹款建设方案，也表现了科考团当时已有了在新疆建设现代博物馆的长远计划。日记里还多次记录与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所联系的信息，可见边疆地区的气象观测为国民政府所重视的情形，以及西北科考团考察资源共享的理念。
又如，日记中写他们留学德国其实是个意外，本来的设想是回国，因为战争，通过西伯利亚回国的中长铁路暂时不能开通，袁复礼、黄文弼等选择了延期考察，等候时机；而求学期间的李宪之和刘衍淮，则不得不选择西行赴德留学——因为在西北考察期间的优秀表现，斯文·赫定和郝德早就承诺做他们攻读柏林大学的热心推荐人；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虽然恶化，新疆地区却享有特别的交流政策，他们方能经由苏联前往德国——这些大时代背景下的考察细节，都在1929年10月刘衍淮到达迪化之后的日记中得以充分展现。
科考团中外团员的关系，是后来的研究史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如黄文弼日记开篇就提及中国团员的西北考察，负有双重使命，说明考察中需要提防外国成员有损中国利益的行为；而中国团员为外人所看不起，因此在逆境中奋发，也一直是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事实上，通过刘衍淮的考察记，真实细节里的中外合作却更多地充满了“命运共同体”下双方的真诚友谊与和谐交流。
在科考团的考察进程中，也确实有一些摩擦，如外国团员拍摄“声调鄙俗，令人肉麻”的地方戏曲、过度惩罚偷盗团队骆驼的中国驼夫、绘制违反条约的五万分之一地图等，刘衍淮总是第一个发现，并告知中方团长应该予以阻止。
刘衍淮的日记也记录了中外团员之间的陌生和距离感，如他提及摄影师李伯冷：“李与人寡谈笑，少接触，他不和我问讯，我也就当然不睬他。”但到后来，所有团员却互相帮助而不分彼此。如经过葱都尔双十节的庆典活动，刘衍淮的热心公益受到交口称道，李伯冷主动表示在工作照之外为刘衍淮摄下了额济纳深秋背景下的个人照片作为奖励。刘衍淮的日记也真诚地感谢特别提携中国学生的德国同行，如记录德国团员齐白满的“有求必应”：“我和齐要点方格纸，他给了一小本，有四十多片。老齐是外国人中最‘好的，平常我们多号以’老好子，他之好，不仅为外人冠，在中国诸人中亦找不出，‘有求必应，有时是不求就问，我们自到包头而后，就已经领会了他的’好了，并且我和他相处的时候甚久，对我尤好。”
刘衍淮后来与外国团员都成为相知的朋友，如与他一起在库车观测气象的搭档华志，在途中病了，把刘衍淮视为知己，说了许多自己的身世和感伤之言。考察途中的气象指导老师郝德，更是成为刘衍淮的学术引路人，不仅引荐他和李宪之去了柏林大学攻读博士，从刘衍淮后来的记录中可知，他们还成为终身的师友。1969年，晚年的刘衍淮应洪堡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去访问了“四十余年前西北科学考查团德籍友人郝德博士”。
在科考团的集体活动中，外国团员一些无形的身教，也促进了刘衍淮的心智成长。如他参加德国团员在夜间的聚会、唱歌，感叹说：“看德人唱歌、唱诗，多德国关系国家问题的歌，如《德意志高于一切》《守卫莱茵》两首歌名之流，悲极壮极，那些德人唱到慨切的地方，真教人战栗恐怖，都是警告德人爱国的国歌，德国的民气可见一斑。这些在异域工作期中尚能如此，其在本国之德民气，亦可想见一斑。”
凡此种种细节，都体现了中国西北科考团团结合作、互相砥砺的主旋律。这种合作的精神，尤其是在我们今天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更有着教科书般的参考价值。
（摘自商务印书馆《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 作者：刘衍淮）
2023-11-06 20: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