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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竟以妇女裸身和马桶抵御外寇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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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昧的清朝政府!外寇用洋枪洋炮,他们居然叫妇女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 据说当年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方,但我方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是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

 

其实,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 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那么,在国门尚未打开的 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

 

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面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世界,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后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巫术,其最终的命运,不亡也难。 文 /潘衍江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强于自己、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整个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因为在中国古代世界观中,“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华夏”之外的其他文化统统是没文化、不文明的野蛮世界;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狄”、“夷”、“蛮”、“戎”,都要靠中国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礼乐规范来“教化”。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因此面对西方的侵略、挑战,中国根本没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拒绝“师夷长技以制夷”和设立“南北洋大臣”是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最初“反应”,从中便可略窥清王朝的最终命运。

 

        用“愚昧”抵御外辱! 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

 

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

 

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将军奕山于1841年3月初赴广州防剿英军。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枬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

 

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术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

 

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由于其来有自,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2023-11-05 04: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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