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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止于诗

正文:

一位年轻朋友,大略知道我的经历,一次闲谈中说,他要有我这样的经历就好了。我听了正色言道,还是没有的好。凡事都得有个度,苦难更是这样。可怕处在于,苦难的度,是不可预知的。可以预知后果的苦难,也就不成其为苦难了。

该是怎样的一个度呢,年轻朋友问。想了想,我说:止于诗。就是说,如果这个苦难,还有些诗意,能引发你的诗兴,就是在度内;若是没有诗意,引发不起你的诗兴,怕就在度外了。这时你就要特别留意,不是留意有没有诗意,而是想办法先活下来再说别的。

看他一脸的疑惑,我便说了自己的几件小事。

文化革命中,最让人害怕的惩罚,有一种叫“办学习班”。我就让办过一次。那是1970年春节后的事。当时山西大学“战备疏散”到昔阳县,就是大寨所在那个县。我们历史系的师生,住在一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一天晚上,已睡下了,突然来了几个人,有工宣队的师傅,系革命领导小组的老师,还有班上的头目,叫开我和几个同学住的民房,一进来就让我穿衣起来,交出“反动日记”。

我从高中起就写日记,一本一本全在床下的箱子里,不知哪个同学告发了。抵赖是没有用的,只好乖乖地拖出床下的箱子。经清点,共十三本,全部拿走。走之前郑重宣布,明天起,办学习班。

重新躺下。我很害怕。这叫抄家,办学习班的第一步,搜集证据。当时全国都在“一打三反”。打者,打击反革命分子也。全校已开过几次斗争全,揪出好几个反动分子,或者说是反革命分子,有老师,也有学生。

偏偏这天晚上,我又做了件蠢事。抄家的人走后,我又悄悄起来,将没有抄走的几页日记塞进身边的火炉里。刚要用铁杵捅火,那边炕上一个同学,大喝一声:“你要干什么!”他扑过来从炉口里抢走那几页日记,然后拿着赃物找工宣队去了。回来后气哼哼地说:“明天再说!”

我再也睡不着了。明天肯定要开批判会。办完学习班,说不定会开除学籍。五年大学,不到一学期就毕业了,回去怎么见父母,见亲戚朋友?一面哆哆嗦嗦的害怕,一面又觉得有点可笑,古代那些志士仁人们,被捕受刑之际,不会也是我这么怯懦吧。

想着想着,脑子里突然闪过两句诗:“既将此身许中华,何惧尔曹夜抄家!”身边的窗台上就有毛笔,真想将它写在土墙上。当然是不会写的。

第二天早饭后,果然开了批判会。大概是没有合适的地方,说办班,仍让我住在原来的宿舍里,办班的人也都是同学,不过平日革命些。

班(年级班)里开过两次批判会。此外就是劳动了,不是去煤窑给灶上拉煤,就是去井台给灶上挑水。不办班时,也做这些活儿,只是现在更多了。直到四月中旬,才宣布解脱。

这期间,我一直没有理发,谁再劝也不理。我曾对一位要好的同学说,这叫“蓄发明志”,古代的志士仁人们都是这么做的。解脱后的那天下午,那位要好的同学陪我去昔阳理了发,理发之前我们还合影留念。后来我还在校部所在地的下思乐村工作过一时间,主要是写材料,直到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到吕梁山里的汾西县。全班学生,一辆卡车拉到就近的阳泉火车站,然后各奔前程。就在从红土沟到阳泉的路上,站在汽车里,我还作了一首诗:思乐村里不思乐,红土沟中脸不红;我师良言犹在耳,车未发动途已穷。

不一定要写诗,吟咏他人的诗篇,也同样可以测定苦难的程度。我在汾西县待了十五年,有七八年都是乡村中学教书。今年是这个村子,明年说不定就到了另一个村子。最困难的时候,常吟咏的是蒋光慈的一首诗,开头是这样几句:毁谤啊,飘零啊,这是你的命运罢,抑是上帝对于天才的敬礼!

非是说我认为自己真是什么天才,在那漫长的磨难中,只有这样的句子,才能激起你生活下去的勇气。

这种经验不全是得自个人,许多前辈文人也是这样的。郁达夫的诗,我很喜爱。以我的理解,他最好的诗句,都是写在人生最艰难的时际。我最喜爱的有这样两句:正气长歌重读过,我比前贤路已宽。

我们平日说,能有文天祥那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志就够豪迈的了,而苦难中的郁达夫却觉得,他比文天祥取义成仁的路还要宽广些。

自己作作诗,吟吟前贤的诗,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苦难时期。能作诗,能吟诗,可见这苦难还没有到抵抗不过去的程度。到了诗也作不得、吟不得的时际,怕就没辙了。

幸喜我此生没有遇过这样的危厄,这又不能感谢造化的怜惜了。

2023-11-06 18: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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