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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开始，曹家三代任江宁织造。那么“织造”是个什么官？
织造官的全称是“织造监督”，始置于明代。京师及各地设有织造局，归“尚衣监”太监掌管。朝廷特派“提督织造太监”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监督御用丝织品的织造，那里是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
曹玺于康熙二年（1663）担任江宁织造，直至二十三年（1684）去世为止，前后供职二十一年。曹寅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接任江宁织造，一干又是二十年。此前曹寅在苏州织造任上干过三年，接任的便是他的内兄李煦。曹寅的妻子李氏是李煦的妹妹（一说堂妹）。
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第二年，由他的独生儿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可惜曹颙短寿，于两年后（大约1714年末或1715年初）病故。康熙皇帝特命将曹寅的侄子曹頫（也就是曹颙的堂弟）过继给曹寅遗孀李氏，仍袭掌江宁织造。曹頫任此职十三年，直至雍正五年（1727）获罪免职。
织造衙门所营何事？一是本衙设有机房（也就是织造车间），直接为宫中织造御用织物。但产能远远不足，因此还要把大量活计包给民间机户，由织造衙门兼管，并代征机税。织造衙门责任重大，如供应不及时，或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皇上是要问罪的。
例如雍正四年，宫中查出缎库内的一批御用绸缎粗糙轻薄，还夹有生丝，这是欺君之罪！雍正于是传谕将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罚俸一年”（即扣除一年薪俸），并包赔损失。第二年，雍正又发现身上穿的石青色褂子掉色，一查问，又是江宁织造所进，于是织造官曹頫又被罚俸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年底，曹頫被奉旨查抄。曹家祖孙四人担任织造官前后达六十年之久，一段曾经辉煌的家族史，从此落下帷幕。
那么江宁织造的薪俸又是多少？这些银两是否足以维持曹家贵族般的生活？曹頫两次罚俸，即两年没有薪俸收入，他的日子又是如何支撑的？其实大可不必“为古人担忧”，因为清前期的官员薪俸少得可怜，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做官者人人自有生财之道，没人等着这几两俸禄买米下锅。
按规定，江宁织造衙门每年的开支，要由安徽巡抚向皇帝汇报、奏销。我们看康熙十七年（1678）安徽巡抚徐国相向皇帝奏销的“江宁织造支过俸饷文册”，上面记录了曹玺等一干人的薪俸数额：
织造官壹员曹玺，每年应支俸银壹百叁拾两，除奉捐银陆 拾伍两不支外，实支俸银陆拾伍两。又，全年心红纸张银壹佰捌两，俱经议裁不支，理合登明。月支白米伍斗。
谁看了这个数字，都会倒吸一口凉气。曹玺此时的官位是堂堂三品，全年的薪俸只有一百三十两银子！就是这一百三十两，还不能全额领到手，其中有六十五两“奉捐”不支，实际到手的只有六十五两。此外，全年还有“心红纸张银”一百零八两，这相当于办公费吧，也“经议裁不支”，扣掉了。也就是说，曹玺实际拿到手的工资，合到每月，只有五两四钱二分银子，另有实物工资——每月白米五斗，至多折银四五钱。合起来，曹玺这位三品大员一月收入不足六两银，合人民币1800元，只相当今天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令人匪夷所思。
相比之下，曹玺下属官吏的薪俸却不算低。例如织造衙门设有物林达（也就是司库）、笔帖式（负责满汉文翻译及文字抄写的官员，又分不同级别）、物林人（库使）等职务。他们的俸禄水平是：
物林达壹员，每年应支俸银陆拾两，除奉裁银贰拾肆两不 支外，实支俸银叁拾陆两。月支白米伍斗。
柒品笔帖式壹员，每年应支俸银肆拾伍两，除奉裁银玖两 不支外，实支俸银叁拾陆两。月支白米伍斗。
物林人贰员，每员月支廪银肆两，白米伍斗。
笔帖式壹员，每月支廪银肆两，白米伍斗。
跟役、家口共计玖拾五名口，每名口月各支仓米贰斗 伍升。
这里有个奇怪的现象：由于实行“奉捐”制度，各级官吏的薪俸几乎被扯平，甚至出现“倒挂”。例如织造衙门最高长官曹玺每月实际所得为六两银子，比物林达的实际工资三两五钱多了不到一半。而物林达的三两五钱与级别更低的七品笔帖式相等，却还不如物林人的四两五钱高。怎么会有这等事？
如此工资现状，隐匿着一个可怕的暗示：朝廷鼓励贪污！官居三四品的织造大员，掌管着内廷丝织品的生产、供应，经手的银钱成千上万，然而月薪却只有区区六两，办公费更是一文皆无！皇上的意思明摆着：俸禄再高，也难阻贪渎之风，徒然浪费国库开支。不如象征性地给一点儿，略表官员与朝廷的隶属关系。朝廷还要从这少得可怜的俸禄中强行扣除一块，聚沙成塔，对于皇帝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官员们自有生财之道，难道还真有人指着这点俸禄养家不成？
靠着这每月几两银子，官员们自然无法维持养尊处优的生活，更不用说买田购屋、筑园纳妾。不过有皇上的默许，他们正不乏弄钱的门路。在官场潜规则中，权力和金钱存在着正比关系：权力越大，捞钱越容易。替康熙拟定“奉捐”制度的官员深谙此理，因此在规定官吏“奉裁”额度时，注意到权力与奉裁金额的反比关系，即权力越大，所捐金额反而越多。如曹玺奉捐比例为50%，物林达为40%，七品笔帖式为20%，地位最低的库使物林人等，则免于捐裁。这就造成物林人的实际俸禄反超物林达、笔帖式的怪现象。
规则制定者一定是这样考虑的：官大一级、权重一等，其“搞钱”的路子也就活泛许多。无权无位的物林人是要靠这四两银子、五斗米“实打实”地养家糊口的，克扣掉就没法儿活。至于大大小小的官吏，又有哪个把这几两银子放在眼里呢？跟他们从权力中榨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相比，这点儿俸禄不过是九牛一毛！
二十年后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江宁织造处的掌印人已换成曹寅，官吏们的薪俸水平基本未变，只是略作调整。
可能是官阶不同的缘故，曹寅的年俸银比曹玺少了二十五 两——一百零五两是四品文官的年俸。不过由于国家经济好转，或朝廷官俸政策有所调整，曹寅的俸银免于“奉捐”，可以全额支取，反而比父亲多拿了四十两。唯作为办公费的“心红纸张银”一百零八两，仍旧“奉裁不支”。同样，物林达、笔帖式的“奉裁”银两也被免除，也都能拿到全薪。相比之下，作为底层吏役的物林人及众跟役，待遇却没有提高。
即便如此，曹寅的俸银也只合到每月九两——在《红楼梦》中，李纨的月例银尚且有十两之多，贾母、王夫人的月例更多达二十两，是曹寅月薪的两倍多！假使曹家女眷每月也都有月例银，曹寅的工资，还不够打发太太一个月的零花钱！
显然，鼓励贪渎的官场潜规则在二十年后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皇帝依然默许官吏们从权力中自己“找钱”花。这种情形，直到雍正年间才有所改变。为了治理官场贪渎，雍正对薪俸制度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一套“养廉银”制度。这套制度最初只在外省执行，地方官员在正式俸禄以外，可领取数额惊人的补贴，号称“养廉银”。例如在江苏，三四品官员一年的养廉银约在两千两到六千两之间（约合60万到180万元），比原俸提高了几十倍。
这笔经费，不是由朝廷颁发，而是由地方财政自行解决。由于地方财政贫富不均，不同地区同级别官吏的养廉银数额又有所不同，江苏算是多的。与此相配合，朝廷也加大了对贪污的打击力度，在短期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曹家三代四位织造官中，大概只有曹頫赶上了这一时期。不过养廉银为地方筹措，曹頫遭到罚俸处分，扣除的大概也只是朝廷发放的部分吧？因而此种处罚也只是象征性的，对曹家的实际生活不致产生太大影响。
话说回来，即便有这几千两养廉银，对奢侈成性的贵族之家来说，也仍是杯水车薪。何况曹家历年累积的亏空，多达几十万、上百万，区区几千两，又济得何用？曹家最终被抄，固然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经济上的巨额亏空，仍是重要的致败因素。
2023-11-06 20:2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