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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名侦探”包拯

正文:

包拯在民间最广为流传的形象,就是一张如同被墨喷过的脸,他因而被称为“包黑子”。但事实上,真实的包拯长得一点都不黑。试想,如果一个人要长成那副“黑样”,肯定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史书上也会记上两笔。但《宋史·包拯传》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包拯的肤色。

在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南熏殿、距今960年的包拯画像中,可以看到,60岁时的包拯不仅不黑,长得还挺白。他的额头也没有一个传说中的“月牙”。

所以,无论“黑”还是“月牙”,都不是包拯的真实形象。那么,这两个要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加到包拯身上的呢?归根结底,还是民间的传说、文学,加上戏曲的功劳。

在民间,包拯之所以被称为“包青天”而受百姓爱戴,主要是因为他秉公执法,巧妙断案。但事实上,包拯担任开封府尹前后一共只有一年半时间而已,那些有名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民间移花接木或想象,而且都和包拯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包拯的两大“护法”——展昭和公孙策,也均不见于正史。

真正见于《宋史·包拯传》的包拯断案故事只有一个,那就是“割牛舌案”:一个农民家的耕牛被人割掉了舌头,事情告到了当时担任县令的包拯那里。包拯认为,把牛舌割掉是件无利可图的事,肯定是有人想报复这家农民。于是,包拯让这个农民回家把这头牛给宰了——在宋代,私自宰杀耕牛是犯法的。结果,农民家前脚杀牛,他的邻居后脚就来报官告密,包拯就此认定,就是这个邻居结怨割的牛舌,最后果然如此,案情告破。在这个案子里,包拯还是展现了一些办案手段和智慧的。

然而,在一些笔记、方志和野史中,也断断续续记录有一些包拯断案的故事,不过在那些故事里,包拯就没那么“神”了。北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专门记录了包拯的一个断案故事:包拯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碰到一个犯人,要处以“杖脊”,就是挨板子。这个人花重金贿赂了负责杖责犯人的一个小吏,想免挨板子。小吏教了他一招:“包大人铁面无私,肯定是要我当庭打你的。在我开打之前,你就拼命喊冤,我就拼命骂你,这样事情可能就会有转机。”结果到了公堂之上,包拯果然宣布要打板子,犯人鸣冤,小吏立刻高声斥责,且极力表现仗势欺人的样子。包拯顶着“包青天”大名,看不过去,立刻就主持公道,责备小吏口出狂言,结果小吏挨了板子,那个犯人倒是从轻判决了。

沈括是带着揶揄的口吻来写这个故事的,堂堂包大人被小吏与犯人合谋耍得团团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包拯的“人性”,而不是“神性”。

那么,如果包拯靠的不是“断案如神”,他又为何能名垂青史呢?

这就要说到包拯真正的过人之处:清廉、公正和敢于弹劾进谏。

包拯素以清廉闻名。包拯曾在端州(今肇庆)做过长官。端州以产砚台闻名,每年还会将砚台上贡。在包拯到任前,他的前任每年都以朝贡为名,加征数十倍的端砚,用来中饱私囊和送人行贿。包拯到任后,严格规定上贡多少就征收多少,不许超支一块。在包拯离任时,一块端砚也没带走。

包拯的公正,其实并不是指他的断案,而是指他整体上秉公执法、不畏强权。包拯刚在家乡庐州当长官时,他的亲朋故旧觉得可以依仗他的照顾,开始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包拯得知后,当即令人抓来他一个犯法的舅舅,当庭杖责示众,从此,亲朋故旧大大收敛。

在做开封府尹时,包拯决定疏浚惠民河。他发现惠民河河道堵塞的原因,是很多权贵官僚家的花园修建亭台楼榭,入侵了河道。包拯下令仔细测量和留下证据,然后将权贵们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和亭桥全部拆毁。在这个过程中,包拯遭遇了很大阻力,有的权贵甚至拿假地契来打官司。包拯识破了他们的伎俩,直接向朝廷汇报,要求严惩。

在做监察御史时,包拯了解到杨邠、王鼎、王绰三人被贬官,因为他们都是范仲淹提拔的人才——范仲淹因“庆历党争”被贬,殃及池鱼。包拯其实是范仲淹等新政党人的死对头“守旧派”提拔的,但当他了解到杨邠等三人业务能力很强且公正廉明时,他极力主张重用三人,结果三人都被重新提拔。

在自身行得正的前提下,包拯当然敢大胆弹劾和进谏了。

而且包拯一旦弹劾起来,连皇帝宋仁宗的面子都不给。宋仁宗当时宠幸张贵妃,张贵妃不断为自己的伯父张尧佐求官。结果这位能力一般的伯父一年内晋升4次,权倾朝野。朝中无人敢言,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还是都把目光落在了包拯身上。

包拯果然不负众望,第一个站出来弹劾。结果弹劾后,张尧佐反而又升了一个官,这背后传出的信号就是:皇帝在力挺他。如果换作一般人,早就知难而退了,但包拯寸步不让,一道道接着弹劾,最终发展到当廷辩论。包拯站到仁宗面前,历数任人唯亲的弊端,滔滔不绝。宋仁宗面色不悦,忍到包拯说完,拂袖而去。到了后宫,仁宗直接找到张贵妃发脾气:“包拯的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你一天到晚就为你伯父要官,你知道有包拯这个人吗?”最终是张尧佐看到众怒难犯,舆情汹涌,自己辞去了职务。

古代犯颜直谏的大臣不少都没好下场,包拯为何能善终呢?“上司”和“朋友圈”

这就必须要说到包拯的顶头上司——宋仁宗了。“仁宗”是赵祯的庙号,但后世之所以起这个庙号,自然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性情仁厚,宽以待人。

就拿包拯弹劾张尧佐一事来说,大庭广众之下,包拯面对面直谏宋仁宗,不说唾沫星子喷到脸上,就这个态势,换作其他皇帝,早就震怒了,但仁宗只是用袖子遮住脸面,任由包拯继续说,最后也就是“拂袖而去”。

换个角度看,宋仁宗也需要包拯这样的人。宋仁宗广开言路,开明宽松,确实让北宋在他执政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甚至有“仁宗盛治”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北宋开朝后积留下来的一些严重问题,也在仁宗一朝开始显现,比如“三冗”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拯的存在,不仅可以让仁宗用来展现自己广开言路的形象,还可以作为榜样树立起来,以遏制日益严重的机构冗余和官员贪腐现象。

当然,以包拯这么生猛的劲头,光宋仁宗一个人还不够,还要看到包拯的“朋友圈”。

包拯是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的进士甲科,按杨高凡在《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中的考证,大概排名在前三十左右。而这前三十个“同年”(指科举时同一年考中或同一榜中举,大家一般约定俗成会在今后的官场上互相照应。)中,后来做官做到“同平章事”(宰相)或接近级别(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的多达7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先包拯而居高官的。

值得关注的是,包拯和这批人的私交都非常好,特别是文彦博和韩琦。文彦博曾3次出任北宋宰相,深受皇帝信任。而包拯的父亲和文彦博的父亲本来就认识,算是“世交”。在这基础上,包拯的儿子又娶了文彦博的女儿,结成了姻亲,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韩琦历经北宋三朝,做过十年宰相,被后世称为“一代贤相”。韩琦在拜相21天后,包拯就得到了升迁。正是在韩琦任职的4年里,包拯从一个开封的地方长官,被提拔到了枢密副使这样的中央高官。

那么,包拯是否有“结党”嫌疑?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没有任何有力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包拯和这些人相处甚密,也不排除双方政治观点一致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证明,包拯尽管刚正不阿,却也并非完全没有政治情商,他在某些弹劾上还是比较懂得把握分寸的。这也为包拯仕途基本没有遭受过什么排挤和陷害提供了侧面注脚。

嘉佑七年(1062),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忽然得病,同年五月廿四日病逝,享年64岁。宋仁宗亲自前往吊唁,并宣布停止上朝一日。包拯去世后,被追赠“礼部尚书”,并赐谥号“孝肃”。

2023-11-06 20: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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