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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考试虽然为读书人打开一条晋升通道，但这条路一直都非常窄，竞争异常激烈。唐朝共开科取士二百六十八次，录取进士七千四百四十八人，平均每年只有约二十七人被录取。宋朝优待文官及读书人，科举实行“大扩招”，但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也只有约三百人。到了清朝，前后二百六十八年中共录取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九人，平均每年录取一百人左右。为金榜题名，学子们想尽了办法。
对于分散在各处的读书人而言，如果有专门针对科考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辅导，那自然求之不得，于是书院就诞生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是唐玄宗时期开设于洛阳紫微城的丽正书院，它的主要职能是搜集、整理和珍藏书籍，聚徒讲学也是职能之一。中唐时，李宽在衡阳创建石鼓书院，开创私人讲学的先河。针对读书人的需求，科举培训慢慢成为书院的主要业务。
到了宋朝，书院大盛。据统计，宋朝有书院七百二十多所，数量是唐朝和五代时期的十倍。书院经常邀请进士、状元出身的学者和退休的官员来授课，欧阳修、梅尧臣、朱熹等都给书院的学生们上过课，如何提高科举考试技能往往是最欢迎的讲学内容。
面对书院的兴起以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朝廷对书院加强了控制，书院山长的任免及教学内容的设定等重要事项都由官方确定。不过，朝廷的限制并没有阻挡住学子们的巨大需求，尤其是科举考试方面的需求，书院数量不减反增，明清时达到一千多所。书院除了要求学子熟读四书五经外，还重点锻炼学子如何写八股文，让学子们对八股文的格式、写作步骤等做到精熟于心，以应对考试。
在科举制度下，学子们唯考试是从，许多人只关注科举考什么，对其他内容则不感兴趣。不少学子希望能在书院培训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能受到更加强化、更加有针对性的考前训练，于是一些学子自我结社，有些虽依托于书院，但进行的是更为专业化的科举培训，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考前辅导班”。
宋朝已经有了这类组织，明朝将其称为文社。为了让学子提前适应科举考试，文社一类的组织经常兴办“模拟考试”，内容、流程、阅卷等都参照真实科举，做到“全真训练”。这一类考试经常举行，有些文社甚至每月都考一两次，考完评分，对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
针对不同时期科举考试的侧重点，文社等机构还帮学子们精心总结考试要点，让学子们背诵默写。北宋科举重策问，内容多与时事有关，文社等“考前辅导班”就组织有经验的人归纳时事热点，按照策问的体例写出范文，以供参考。清朝科考有一个项目叫试帖诗，一般为五言八韵或五言六韵，文社会总结出一些套式加以训练，考前还会准备一些范本让学子们熟记，必要时套用。
明末的一些文社屡屡有学子高中，知名度越来越大，如复社、几社等，在其所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如能考出好成绩，在后面的正式考试中往往也能考中，几乎“十不失一”。
即便明清时有上千家书院，但对于全国最多时的三四亿人口来说也难以做到全覆盖，那些没有条件和机会进入官办学校和书院求学的学子，大多数则是在私塾中完成的学业。私塾是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的民间教育机构，以青少年教育为主，学生自五六岁至二十岁都有，有些人完成私塾的学业后还会去书院求学，有些人则在私塾中完成了自己的全部教育。
古代私塾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把塾师请到家里来，教本家的子弟读书，称教馆或坐馆；二是一些村庄或宗族捐出钱物、土地作为办学之资，聘请塾师教授本村或本族子弟，称村塾或族塾；三是塾师在自己家中收徒授课，称门馆或家塾。担任塾师的，以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居多。
私塾教授的重点也是以科举考试为主，元人程端礼所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在私塾教育方面影响较大，很多塾师都参照其制定自己的“教学大纲”。根据该日程，学生八岁前主读《性理字训》，八岁后依次读《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经》《尚书》等书。读完规定书籍，再重点学习科举文章。
除开设私塾，有钱人家或宗族也会组织文社，以宗族名义延请回乡举人、进士们传授考试经验，对子弟进行科举考试的“强化训练”。明代才子王世贞是进士出身，他的父亲王忬以及儿子王士骐、王士骕也都中过进士，王家前后四代人里出了十位进士，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家族重视教育、善于总结科考经验无疑有很大关系。还有清朝道光时任两江总督的梁章钜，家族中一直设有文社，其本人中过进士，祖父、父亲、伯父、叔父、兄弟全部中过举人，也是着名的“科举之家”。
宋人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曾任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等，于宋孝宗隆兴元年考中进士，对科考颇有心得。吕祖谦为父母守丧期间得闲，着手总结科考心得，编撰了《东莱博议》《古文关键》等书，针对的都是当时的科举考试，因封面为黄色，时人称“黄册子”。
书成后不仅畅销，而且来求教的人络绎不绝，其学生巩丰写诗称：“岁时来上冢，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但也有人加以讥讽，刘黻写诗道：“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
宋朝科举重策论，吕祖谦所着《东莱博议》取材于《左传》，讲的都是治乱得失问题，由历史事件引发议论，写成一篇篇不超过五百字的“小议论文”，针对时事、立论新颖、文字简洁、布局合理，又善于使用修辞和精妙的比喻，所以能把一件枯燥的事写得充满生趣，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些文章对于考试时写策论很有借鉴作用。《古文关键》则是一本前代优秀作品精选，为增加时效性，所选的都是唐朝以后的文章，且大多数属议论性质，这些都增加了科考的针对性。
宋朝以后，类似的科考辅导书、参考书大量出现，有的人并不下功夫去理解，只死记硬背，也能考中。明代学者李贽说：“吾熟读烂旧时文百余首，进场时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
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曾与陆文霦在吴门集市租了一间房子，专门从事科考试卷的点评工作，他们选取顺治三年以后五场科考答卷中的经典八股文加以点评，汇编为一部《五科程墨》，公开出版售卖，很受欢迎。清初戏剧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了一位南京三山街的书商蔡益所，参加科考的举子们都巴结他，因为他编的科考辅导书水平很高。蔡益所探知乙酉乡试将根据钱谦益的条陈命题，立即组织几位科考“辅导专家”编写出新的参考书，特意在封面上印了“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的字样进行宣传。
清朝道光年间，日本人高杉晋作乘船来到上海，逛书店时发现里面全是各式各样与科考有关的书籍，他久慕魏源《海国图志》的大名，很想买一部，却怎么也寻不到。
2023-11-06 20:2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