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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的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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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媒体描述的明代历史中,宦官之恶被放大,宦官之善被轻描淡写,偶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正面例子,但更多时候,我们观看与明代有关的影视剧、大众读物,看到的多是魏忠贤、刘瑾、王振这样的恶宦。恶宦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祸国殃民,成了媒体讲述明代宦官的典型模式。但在历史上,明代宦官与士人的区别可能没那么大。

明代中期,随着宦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皇权对宦权的压制,宦官逐渐与士人合流,因此朝廷上出现了一批有士人之气的贤宦,其代表人物,比如明宪宗时期的宦官怀恩、嘉靖朝的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嘉靖末到隆庆年间的李芳,观其言语,考其行为,都是典型的“士宦”。

在过去的宦官研究中,明代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种势力,是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伴生物。学者普遍注意到明代宦官和皇权的紧密联系。简单来说,宦官专权是皇权衍生的产物,宦官专权背后是皇权的膨胀,而不是宦权危害到了皇权。

有明一代都没有宦官杀戮君主的案例,这和东汉末年的宦侍之祸、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夺权形成鲜明对比。但前人史家注意到这点时,经常会默认宦官是文官的对立面,由此建立起宦官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的经典叙事,却忽略了明代政治文明、社会风气对宦官的影响,进一步说,是忽略了宦官们作为人的丰富性,而只是把他们当作制度机器来看待。

这种对立叙事无法解答明代屡屡发生的宦官与文官合作现象,以及一些贤宦犹如士大夫一般对君主的忠诚进谏。除了众所周知的张居正与冯保组合,明代宦官和文官领袖合作的案例并不少,比如嘉靖年间的张佐、黄锦,他们先后入主司礼监,与杨廷和、张璁、夏言等历任内阁首辅少有矛盾。

再比如被誉为“明代第一好太监”的怀恩,此人原本姓戴,族中兄长为兵部侍郎,后来犯罪被杀,连累时任太仆卿的怀恩父亲也被株连籍没,怀恩尚在幼童时就被阉割,入宫成了太监,赐名为怀恩。此人历经明宪宗、明孝宗两任皇帝,性情耿直,廉洁清正,因为敢于向皇帝进言,保护朝中正直的大臣,所以在士人群体中也很有口碑。

明代为什么会产生很多有士人风气的宦官?这和宦官的出身与教育有关。在明代,部分宦官就像怀恩一样,本来就是士绅家庭出身,只是上一辈因罪抄家,他们自己被连累,早早投身去做了宦官。

明代中期,宦官逐渐衙门化。明代宦官不仅把持着司礼监,与内阁分割昔日的宰相职权,还占据了内府“二十四衙门”、东宫六局、天下王府承奉司、公主中使司、守备太监、镇守中官等要职,权力从中央辐射到地方,影响着中央决策、军事部署、财政收支、织造、烧造、皇家建筑营造等方方面面。宦官衙门化后,明代政权为了维持行政的日常运转,开始主动教育、培训宦官,提升他们处理政务的能力。

受教育的宦官多了,贤宦比例也就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明代中期涌现了很多贤宦,而这些贤宦都具备士人的习气。

从明太祖时期到明中后期,宦官读书识字的能力在显着上升。明太祖起初严禁宦官读书识字,即便后来有所调整,洪武时期的宦官仍被限制在严格的权力网格之中。但是到了明成祖时期,因为靖难之役后朱棣对士人的不信任,他开始大量起用宦官出任军事、外交、财政、司法、文书、记事等要职,镇守中官这一宦官干预地方政治的职务,也是从明成祖时期开始。

洪熙、宣德以后,宦官事权进一步扩大,宦官受教育问题也愈发被统治者重视。宣德年间,皇帝设立内书堂供宦官读书。明中期,内书堂隶属于司礼监,提督太监为最高负责人,由掌司具体负责,下设“年长有势力”者六至八名为学长,负责处理日常学习、管理事务。朝中受宠小宦官常被选入内书堂或文华殿东庑学习,由翰林学士、侍讲、编修等官员来担任教师。英宗朱祁镇复位后,天顺二年(1458)起,皇太子进学之地点选定在文华殿东庑,宦官教习地点遂定于司礼监内书堂。从此为定例。

如同《明代内书堂考论》所说:“在(明代的)宦官升迁上,非内书堂不入文书房,非文书房不入司礼监;而翰林恰恰是内书堂的教师,内书堂的宦官常常又是未来皇帝和皇子皇妃的老师。由内书堂引发的一系列微妙的关系,牵动着明朝的整个政局的走向。”

当教育和政治生涯绑定,明代宦官的学习热情异常高涨,很多宦官为了进入司礼监,得到批红权,就会在私底下用功读书。出身和教育的变化让明代宦官群体出现了一批“士宦”,他们虽然是宦官,但在自我认同上却跟士人走得更近。他们尽管仍旧依附于皇权,抱持着忠君爱国的念头,但也习得左右平衡之术,小心翼翼维持着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像怀恩、张佐、黄锦、李芳等人都是“士宦”的代表。

从明中期开始,当文官们意识到宦官衙门化已成定局,他们逐渐接受了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重要一环的存在,他们批评、对抗恶宦,但很少再去否定宦官机构。为了影响朝廷决策,使其更符合文官领袖及其背后的士绅力量的期待,内阁大臣们一方面积极拉拢司礼监宦官,一方面通过对年轻宦官教育的干预,培养士人化的宦官。

嘉靖末年,徐阶担任内阁首辅,他也十分重视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徐阶同司礼监宦官们交好,但内心始终警惕宦官,担忧宦官权力对阁权的侵扰。为了限制宦官,他也在宦官教育上动了心思,但他着眼的不是培养士宦,而是防备青年宦官与资深翰林学士的勾结。徐阶试图分化两者,所以任命了一些资历较浅的翰林官为内书堂教习。在他领衔内阁期间,内阁与司礼监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关系,这其实也是明代中期的一种常态。明代中期,司礼监与内阁互相制衡,但总体维持着平衡,在魏忠贤为代表的权宦与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等文官内部党派交恶或勾结、党争前,明代从嘉靖到万历这近一百年时间里,宦官很少兴风作浪,史书上反而出现不少贤宦的记录。明中期的宦官更接近于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官僚体制对抗的产物。

明代宦官有自我约束的习惯,不仅仅是跟他们的出身、受教育程度、在宫廷中的危机感有关,也和他们与民间社会的联系有关系。

明代宦官们在沾染士人习气后,重视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评判。嘉靖年间的黄锦,他不但在清官海瑞死谏嘉靖时为海瑞斡旋,还积极投身于对家乡的资助。黄锦是河南洛阳人,洛阳有一条河叫瀍河,在这条河上的桥,常会经受洪水考验。嘉靖三十八年(1559),黄锦回乡探亲,得知乡民已有两年无桥可便,便发愿修桥,由其弟锦衣千户黄子铠主持捐资募款,未花普通百姓一分钱,便将桥建成。百姓感其济涉便民的义举,特在桥头为黄氏兄弟竖碑撰记,将此桥命名为“黄公广济桥”。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明代宦官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宦官们不同的出身、志趣、立场等,让他们或是与士大夫为敌,或是与士人交好,乃至在祭祀、信仰、维护口碑上都与士人相近。

所以,对待明代宦官,不只有皇权这一条理解路径,宦官作为一个主体,在皇室、文官、武将乃至更广阔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流动。他们虽依附皇权,但在特定时候也表现出自身的张力,从士宦的角度来理解明代宦官,可以找到一条新的研究思路,也可以消除很多对宦官的成见。说到底,所谓宦官之恶,根源不在宦官而在制度,在明代,宦官和文官并没有道德上的本质差异,真正把他们区别开的,是他们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

2023-11-06 20: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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