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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正文: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豫皖经陕北转战到达四川巴中,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我的父亲苏明德(原名郑仕金),时年11岁,感觉到了世道发生的变化,跟着身边的人闹起了革命,从此,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1921年12月24日,父亲出生在四川巴中县(今巴中市恩阳区)尹家铺村一个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贫困和疾病,其父也就是我的祖父郑夫万、祖母蔡氏,在他8岁那年相继去世,留下他们兄弟姐妹7人,相依为命。父亲在家排行老五,上有三哥一姐,下有一弟一妹,一家子,缺父、少母,可想日子之艰难,为了生活,父亲小小年纪就到地主家放牛。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巴中,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苏维埃。

父亲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父郑仕友,成了村里苏维埃政权的领头人,刷标语、发动群众开会,忙得团团转。年少的父亲感觉到很新奇,时时追在他二哥的屁股后面看热闹,听着一些新名词,他似懂非懂。问,什么是革命?二哥答:革命,就是让我们穷苦人有衣穿有饭吃。

父亲后来给我们回忆:“听你二伯说,革命就是有衣穿有饭吃,我可高兴了。一定要革命,因为我常饿肚子,穿破烂的衣裳,能不想革命吗!”于是父亲后来成了村中儿童团的一员,父亲的二哥后来也当上了村里苏维埃的主席。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红四方面军由进入川陕根据地前的15000余人扩充到近8万人。我二伯父郑仕友带领他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管辖区内的2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这200多名青年后来被整建制编成了一个红军营。二伯父也由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转换成红军营长,父亲跟着他二哥,闹着要参加红军。可他时年还未满12岁,红军首长说,年龄太小,等几年再当红军吧。

当时,二伯父非常喜欢这个小他9岁的二弟,也就是我的父亲,并且也不想让他参加红军,毕竟年龄太小,可敌不住弟弟的执拗,便利用自己当红军营长的职务便利,做主同意二弟当上了红军,让二弟在身边当勤务兵。

事隔多年,父亲用他非标准也完全失去四川乡音的东北话说:“我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长征路上的“红小鬼”

当上红军,就有了出操、训练这些活。父亲后来时常给我们描述:家乡有一棵大黄葛树又称大叶榕,一树分成3个大枝杈,大枝杈上又分小枝杈,枝繁叶茂。

在这棵大榕树下,父亲时常挎着小马枪每天出操、训练,十分卖力,也十分的神气。小红军呢,想法天真,好玩,完全没有料到后来的革命道路上,会吃那么多的苦、遇那么多的难。

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调集百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被毛泽东称赞的、排名中央苏区之后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思想指导下,继中央苏区之后也被捣腾丢了。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5月,未满14岁的父亲跟随他的二哥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离开大巴山前,喝了口家乡水,踏上了长征之路。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61年第5期的《诗刊》。在上面,一个署名陆棨的作者刊发了一首诗,写的是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集结出发地——大巴山中的旺苍。他知道我父亲是从大巴山走出的小红军,就将这首诗抄写给了我:

通(江)、南(江)、巴(中),

红军老家,

家门口,

就在旺苍坝。

万里长征,

从此出发,

百丈关前杀白匪,

旺苍河下饮战马。

喝口门前水,

万里不忘家,

马蹄印里,

丛丛杜鹃花。

我将这首诗念给父亲听,父亲听完神色庄重,好一阵儿还没回过神。我猜想,父亲又在回忆过去了。过了许久,父亲说了句:“是那么回事。”

非常痛心的是,我的二伯父郑仕友,投身革命、追求革命,却未能盼到革命胜利的那天。在红军过草地时壮烈牺牲,时年23岁。

长征的艰难,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的,有人坚持下来了,也有人坚持不下来。父亲回忆说,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一早醒来,可能就会有哪位战友坚持不住而离队了。二哥的牺牲,让不满14岁的父亲感到了孤独,不由想念家乡的亲人。他当时产生了回一趟家乡探望亲人的想法,于是父亲找到首长。面对这位小红军,讲革命前途、理想,定是似懂非懂,于是,首长说出了下面一段话:你不能回去,你是小红军,你哥是红军的营长,如果回去万一被白匪抓住,是要杀头的。道理非常的直白,父亲听的也明白,回家乡探望亲人的念头,就这样埋进了父亲的心底,事隔多年才冒出来。

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一件事,1971年夏天,父亲身体欠佳,组织上安排他住进了湖南医学院附二院十四病室(今湘雅二医院十四病室),即老干病室,同期住进了一位还在湖南株洲某部服役的胡伯伯,也是一位老红军。两人一交谈,原来也是四川巴中的老乡,家乡村庄甚至相距不是太远,同年参加红军,只是部队不同,没有产生交集。

胡伯伯说,当年那么艰苦,哪有不想家的,不过我没向首长提回家乡探望亲人的要求,暗地里嘀嘀咕咕,可这暗地里嘀咕反倒坏了事,被认作有逃兵嫌疑,五花大绑押到了首长面前。当时,当逃兵是有可能要杀头的。首长旁边还有一位首长,我很熟悉,便大声抗辩:我没想当逃兵,只是想回乡探望一下亲人。那位首长趁机说,这小子我了解,不会当逃兵。胡伯伯这时指了指脖子上的脑袋,望着我父亲笑了笑:“老苏,这事我还真不该跟旁人嘀咕,应当像你一样,直接找首长说,也就不会受到五花大绑、差点掉头之惊吓。”

父亲所属的部队,为红四方面军第九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历时一年零七个月,途经4个省,行程10000余里。父亲这位年纪小小的红军,与那些红军大哥、大姐、叔叔、伯伯一道,翻过4座雪山,走过两回草地。这万余里的行程,父亲的步幅小,体力消耗自然也要大些。那种艰难、困苦,在父亲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一路乞讨,寻找党组织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在西北集中,形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

10月下旬,父亲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在军长孙玉清的率领下,渡过黄河。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

众所周知,接下来,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同军阀马步芳部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到了1937年3月中旬,父亲所在的第九军已被敌人打散,军长孙玉清在酒泉南山不幸被俘,后在西宁英勇就义。部队被打散后,父亲就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路上,他有幸遇上两位年长的红军,于是3人结伴开始了逃亡、同时寻找党组织的艰难路程。

白天,3人不敢外出行走,怕遇上搜捕的敌人,只能选择夜行。可他们也不能完全昼伏夜行,还要想办法填饱肚子,年长的红军外出找吃的,容易引起外人的注意,于是父亲主动承担起这个任务。白天,父亲扮成叫花子外出讨饭,讨得食物带回躲藏地;夜里,3人再结伴而行。

很多年后,父亲跟我们讲起这件事总是略显遗憾,因为当时也没有问问那两位叔伯姓甚名谁。我们插话,也许是当时残酷、险恶的环境,谁也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后来,3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驻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又用汽车将3人送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另外两人被送往延安。父亲明白,这两人一定是首长,他壮着胆子想问个究竟。办事处的同志笑答:“小同志,你只要知道他们是首长就行了。”

父亲不能像那两位首长一样去延安,而是留在了西安办事处,工作是印刷书刊、文件。1938年下半年,父亲被派往延安抗大政治部工作,随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组织上又将他送往抗大陆军中学,后转入抗大七分校继续学习。1945年至1946年,父亲又被派到延安中央特别党训队学习。

记得1991年,我工作的单位从外地调来一位领导。一个星期天,他带着8岁的儿子到湘潭市青少年宫玩,前坪有一架退役的周恩来总理坐过的飞机,看完飞机,他们又登楼参观了湘潭市健在老红军图片展。后来,当他听别人说我父亲也是老红军时,连忙问我,那个展览,怎么没见姓郑的老红军?

于是我跟他解释,这个中央特别党训队,是专门培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机构。为了工作需要,父亲由郑仕金改名为苏明德,此后一直延用此名,这就是展览里没有郑姓红军的原因。

听党指挥,征战四方

在中央特别党训队学习结束后,组织上计划将我父亲派往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可是,因父亲离开家乡太久,本该有的四川口音,变得“面貌全非”,组织上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了原计划,另做安排。

这时,抗战已取得胜利,国共两党在东北开始了角力。党中央决定,派出大批干部挺进东北。父亲当时正生病拉肚子,首长指着我父亲对调遣干部工作的人开玩笑:“这里有个病号,要不要,别看年纪小,可是个走过长征的年轻老干部。”就这样,父亲到了东北齐齐哈尔,在西部护路军司令部警卫连任政治指导员。1948年,四野成立铁道兵团,父亲又被调到铁道兵团一师二中队,任政治教导员(营级),后任加强营中队政治教导员、铁道一师材料处政治协理员、器材处代理处长(团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父亲是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后勤保障人员。为了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保障铁道线的畅通,作为师军械科科长的父亲,因战场生活条件艰苦,工作繁忙,患上了疾病,组织上为此曾替父亲申请回国治疗,由于战事紧张未获批准。父亲带病坚持工作,有时不得不由警卫员搀扶到前线参加被毁铁道的抢修战斗。

1953年7月,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父亲回国。1954年8月,父亲转业到河北省石家庄运输公司,任党总支书记、副经理。1956年,父亲调河北邯郸峰峰基本建设局,任器材处副处长;后又任人民检察室主任、武装部部长等职。1960年,父亲又调到煤炭部第四工程处,任副处长。后响应毛泽东主席“要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号召,南下到湖南湘潭市,担任湖南省煤炭四处副处长,湘潭煤机厂副厂长,1981年离休,享受厅级干部待遇。

魂归故里

父亲离休后,就其安置问题,组织上曾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在煤机厂旁找块地,建个小院;二是回四川,由组织上在父亲老家帮忙砌个房子。

父亲召集我们子女,征求意见。说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但他先发言定调:“第一,(煤机厂旁)砌个小院,是组织上给我的待遇,我不在了,你们的妈可以享受,你们的妈不在了,你们不能享受,应该搬出去,我看就算了;第二,我的意见还是回老家去。”可我妈,生、长都在辽宁沈阳,是城里姑娘,嫁给我爸时在沈阳市电话局工作,是由组织出面介绍的,自然难以适应老家大巴山区的生活环境。我们子女都在湖南长沙、湘潭工作,父亲母亲回老家,路途遥远,如何照顾父母也成了问题。

父亲发言定下的两条意见,第一条,我们拗不过父亲;第二条,父亲妥协随了我们。

2010年1月,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年90(虚)岁。

2015年8月18日,大哥,小妹,我及我爱人4人开启了大巴山寻根之旅,在巴中市火车站,我们见到了前来接站的两位堂兄和一位堂弟。回到家乡尹家铺村,我们远远就望见了父亲常提起的那棵大榕树,心中一阵酸楚,仿佛见到了儿时的父亲在大榕树下挎着小马枪操练的身影。走近大榕树,看到几片落在大榕树下的落叶时,我更是明白了父亲召集我们就其离休安置之事的家庭会的感受,也许,我们子女过于考虑自己,没有考虑父亲的感受。

从这一刻,我们才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魂归故里,可怎么回?

世上有很多难题,但终有破解之道!堂兄在招待我们的家宴上说,你们回来,应到那个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看看,那里葬着许多你父亲当年的红军战友。

第三天,我们一行到了位于巴中市城南南龛山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参观了将帅碑林长廊,长廊嵌碑全都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我爱人提议说,常听爸爸说要魂归故里,不如就在碑林里给爸嵌一块碑,也算是完成了他老人家的遗愿嘛。

我们兄妹三人一听,茅塞顿开。待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说明来意后,博物馆方面当即要我们提供父亲的生平资料,并特别告知,嵌碑的一切费用由博物馆负责。最终,在博物馆领导的关心下,父亲的英魂以碑的形式进入红四方面军将士碑林,回到曾经养育过他的大巴山。

当年为了革命,父亲离开了家乡,现在这位游子,终于叶落归根。

2023-11-06 20: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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