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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与风范:“元和中兴”贤相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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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开国明君,还是中兴英主,其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总是与一批贤明宰臣的辅弼分不开。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中央对割据藩镇的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号称“中兴”,而佐助这一中兴事业的着名宰辅就是裴度。

亲临前线,讨伐叛镇

宪宗元和初年,中央对闹事的藩镇采取了严惩不贷的方针。元和四年(809),朝廷更是派出近二十万大军围剿成德镇,最终也以师老兵疲、饷费不继而告终。因此,是继续伐叛、扫平割据,还是偃旗息鼓、容忍姑息,一直是元和一朝中央官僚内部矛盾的焦点。

元和七年(812),魏博镇发生内讧,田弘正被拥立为留后,向朝廷输款效诚。这是瓦解河朔诸镇联盟的一个绝好机会。此时,裴度已入朝,累迁司封郎中、知制诰。朝廷派他前往魏博宣慰抚纳。这位“劲正而言辩”、能“感动物情”的演说家,“遍至属州,布扬天子德泽,魏人由是欢服”。使还称旨,拜中书舍人,迁御史中丞,于是越来越受宪宗的信重。

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握兵不迎敕使,并且出兵劫掠,“关东震骇”。朝廷遂发宣武等十六道兵马讨伐,元和时最激烈的一场恶战由此打响。

元和十年(815)五月,裴度奉命去前线视察形势,归来后极力主战,并向宪宗详细分析了“淮西必可取之状”,从而坚定了宪宗的讨叛决心。

武元衡、裴度的积极主战,遭到了割据藩镇的切齿痛恨。他们先是行贿收买,继而公开威胁,但都不能达到迫使朝廷罢兵的目的。于是,“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裴)度”。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武元衡于早朝时被害于靖安坊。裴度亦于通化坊被刺,身中三剑,头部斫伤,因从人王义舍身救护才幸免于难。这一严重暗杀事件,使不少官僚吓破了胆,京城里人心惶惶。但是,裴度“以平贼为己任”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宪宗当即拜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甚急”。

裴度虽然得到了宪宗的支持,但面临的局势却十分险恶。首先是朝中有一大批主和派官僚日唱休兵之策,其中包括外朝宰相和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势力不容低估。在一次宪宗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俛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可见裴度已有孤军作战的危险。其次,在前线,监军与监阵宦官控制了指挥权,诸将互相观望,不肯力战;中央兵食供馈负担沉重,旷日持久的战争势必会给朝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些又给反对派以罢兵的口实,他们交章论奏,屡屡以“用兵累岁,供馈力殚”为辞。宪宗虽然不想中途撒手,但对前方战事的不顺利也是一筹莫展。显然,这时唯一的办法是迅速打破僵持的局面,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于是,裴度挺身而出,毅然请求亲往淮西督战,表示出“臣誓不与此贼俱生”的坚定决心。宪宗欣然同意。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的身份亲赴前线。临别辞行时,他向宪宗立下“军令状”:“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八月二十七日,裴度抵达郾城(今河南郾城)。他常常冒着被敌骑劫持的危险,到阵地前沿宣慰将士,视察战情。有一次,裴度正在观察军士筑城,叛军骁将董重质出骑邀击,多亏唐将李光颜、田布眼疾手快,力战拒之,才使裴度免遭毒手。裴度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的行为大大鼓舞了士气,将领们斗志高昂。裴度又奏罢在战场上胡乱指挥的监阵宦官。战争形势迅速向有利于朝廷的方面转变。裴度至前线督师仅两个月,就取得了淮西大战的胜利。

淮西的平定,不仅清除了唐王朝的一个腹心之患,而且使其他割据藩镇闻风丧胆。于是,裴度运用攻心战术,使人讽动成德王承宗,“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迫使他献出了德、棣二州。不久,王承宗死,朝廷调田弘正任成德节度使,调李愬任魏博节度使。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在裴度的主持下,朝廷平定了助纣为虐、反复无常的淄青李师道。稍后,卢龙节度使刘总也吓得主动让出了帅位,请求落发为僧,朝廷派张弘靖前往镇守。

至此,“自肃、代以来,河北割据跋扈之风,消尽无余,唐于斯时,可谓旷世澄清之会矣”。这在唐代藩镇割据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故史称“唐室中兴,章武而已”。而在这一中兴事业中,裴度置生死于度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

三起三落,声名远扬

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大臣在阶级和时代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其政治才能和抱负能否得到施展和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皇帝的际遇。因此,君明而臣贤,可以演一出威武雄壮的剧;君暗而臣贤,却只能导致一场“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了。裴度这位“中兴”贤相的晩年就是如此。

自平定淮西以后,宪宗进取之志日衰,变得奢靡起来,裴度也逐渐被疏远。他“执性不回,忠于事上,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的赤胆忠心,反而成为奸臣皇甫镈陷害打击他的“罪证”,裴度因而被贬为河东节度使。穆宗朝,他又受到宦官魏弘简和大臣元稹的排挤;敬宗朝,他则受到李逢吉及“八关十六子”的构陷;文宗朝,他又受到牛僧孺、李宗闵的嫉妒。因此他三起三落,几度入相,又几度出藩。但是裴度在人们心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以至“凡命将相,无贤不肖,皆推度为首”。其声名远播于周边少数民族及外国,“时有奉使绝域者,四夷君长必问度之年龄几何,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因而,地方藩镇一有风吹草动或寻衅闹事,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便纷纷要求起用裴度。史官评价说:“用之则治,舍之则乱”,“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

裴度以垂暮之年,“累为奸邪所排,几至颠沛”,虽然不免有“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的无限感慨,但他仍胸襟开阔,乐观旷达,在被贬到地方藩府任职时,还唱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的豪迈诗章。他时常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吟诗作赋,保持着高尚的情趣。至文宗开成四年(839)三月四日,裴度逝世于长安,时年75岁。这位生前不为奸佞所容的儒雅大臣,在去世后,他的文武兼备,他的非凡胆识,他的卓着功业,受到后人的敬仰,“天下莫不思其风烈”。

2023-11-06 20: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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