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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宰相的政府靠什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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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但宰相制度只存在了一千五百多年,帝制最后的五百多年是没有宰相的帝制。废宰相之后,皇帝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大权独揽。宰相制度的废除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如果是偶然,为什么会延续五百多年?废除宰相之后的帝制国家的权力结构、政治决策和行政运作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朱元璋为什么要废除宰相制度。废相的导火索是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案”。这个案子前后绵延十年,牵连杀害三万余人。朱元璋给胡惟庸定的罪名是谋反——十恶不赦的大罪。胡惟庸的政治作风的确有专权跋扈的问题,但还不至于谋反,谋反是朱元璋铲除功臣所需要的理由。朱元璋对他的功臣集团很不放心,解决办法就是肉体清除一切可能威胁朱家天下的势力。

根据朱元璋的自陈,他废除宰相制度还有更充足的理由——对胡惟庸案的反思。我们把朱元璋关于废相必要性的言论综合起来看,废除宰相制度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点:

第一,“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意为,宰相制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利于帝国统治。丞相制是秦朝制度,而设置丞相正是秦朝灭亡的原因。

第二,“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意思是从秦朝以后的历史实践看,宰相好的时候少,专权乱政的时候多。而元朝的灭亡正是由于“委任权臣,上下蒙蔽”。

这两条都是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看起来朱元璋倒真是历史的好学生。但是,上面这些语言所承载的内容是完全反历史的,充满了蒙蔽与误解。秦朝灭亡的原因当然不是设丞相。故事“指鹿为马”中专权乱政的,不是丞相李斯,而是宦官赵高。在那个历史关头,丞相李斯所犯的错误恰恰是私心泛滥,屈从于秦二世和赵高的淫威。秦以后各朝,专权乱政的宰相其实并不多。西汉末年有王莽,东汉末年有曹操,曹魏末年有司马氏,都篡夺了皇位,这是对皇权产生了威胁。南宋的权臣也多,比如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但是这三位其实并没有威胁皇权。关于元朝,朱元璋说的倒是对的。元朝后期的确出现了宰相专权,甚而至于废立皇帝现象,但是,朱元璋只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元朝的宰相专权,本质上是由于蒙古人对华夏政治传统认识不足、吸收有限,制度漏洞百出,皇帝既懒得管事,对担任宰相的蒙古色目贵族又缺乏戒心。元朝的宰相实在不能成为华夏宰相制度的标杆。

所以,朱元璋的说法只是拉历史的虎皮,遮掩高度膨胀的私心,做废相的大旗。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这么一个偏执狭隘的人,偏偏成为开国皇帝,所以,朱元璋极端错误的思想方法所导致的错误的价值判断——宰相制度有害于帝制国家,必须废除,不但需要立即落地,还被有明一朝奉为了祖宗之法,坚持二百多年不动摇。

那么,没有宰相的帝制为什么能够延续下去呢?第一,制度本身有惯性,要改变制度,必须有大见识、大力气,而明朝的继统之君既没这个见识,也没这个能力。清朝统治者从东北来,本身文化相对落后,开国之君也缺乏这种贯通古今的见识。第二,没有宰相的帝制对集体缺乏安全感的皇帝来说,是愉快的。因为它便于皇帝的集权。明朝没了宰相,皇帝又常常懒政,屡屡刷新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的纪录。但是明朝的国祚竟也延绵达276年。明朝政府持续运作的奥秘何在呢?

废除宰相之后的明朝国家机构呈现出扁平化现象,由国家元首皇帝亲自充当政府首脑,直接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察院,通政院,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等机构。所有这些机构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彼此没有统属关系,“事皆朝廷总之”。所有上奏信息原则上直达皇帝,由皇帝直接做出决策,百官的任免也是由皇帝决定的,“政事一从皇帝出”。朝廷就是皇帝,皇帝就是朝廷。政治结构的扁平化,一方面导致权力向皇帝集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皇帝工作量的巨大增加。

皇帝有把握一切权力的心,却没有管理一切事务的力。忙不过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废相的始作俑者朱元璋本人就已经忙不过来了。有人统计过朱元璋的工作量。1380年,他废宰相;四年之后的1384年9月14—21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共计收到1666份文件,其中需要批复的事情3391件,平均每天要处理200份文件,批复400件事。皇帝忙不过来,又不愿意设置宰相,光明正大地在制度上将一部分权力和责任托付出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

这条路就是充分开发、利用皇帝周边的附属群体,这也是传统做法。皇帝的附属群体主要指秘书和家奴,具体地说就是内阁和宦官。

内阁是皇帝秘书,因为它只有议政权而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内阁通过帮助皇帝阅读文件、起草批示,对政治产生影响。按照制度,内阁是皇帝影子里的存在,没有直接发表意见的权力,更谈不上指挥六部、改革政治。所以,在没有宰相的皇帝制度下,皇帝是唯一合法的政治改革者。然而,皇帝的产生方式却让他很难产生改革政治的认识和主张。内阁大学士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包装成皇帝的旨意。也就是说,明朝有理想和作为的政治家往往在打擦边球,所作所为明明出于公心正义,但推行公心正义的手段却可能不合制度传统,这就让他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

内阁大学士是官僚群体的代表,官僚群体好歹还是有积极向上的一面,有政治追求的。宦官则是纯粹的皇帝家奴,它完全依附于皇权,也正因如此,皇帝才最信任宦官。明朝中叶以后,一百六七十年间,只有很少的几年,皇帝能够正常上朝,其余时间都是“帘远堂高,君门万里”,官僚见不到皇帝,而宦官能见到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权独揽的皇帝靠什么展示他的存在?皇帝就像一只千手千脚的怪物蜘蛛,宦官就是他的千手和千脚,宦官所掌握的特务机构就像是蜘蛛吐出的丝,黏腻地缠绕着这个国家。

皇帝可以不见群臣,政府的职位空缺了可以不补,但是明朝政府仍然存在并运作着。靠什么?靠制度,靠惯性,靠高压,靠特务。问题是,这个政府将不再有创造的能力,也不再有追求,它存在,但不作为,损失了应对突发事件、对抗内外打击的能力。

(摘自《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2023-11-06 20: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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